敌后武工队，全称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一支精干的武装组织。敌后武工队最早产生于晋察冀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它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在形势严峻的敌后地区，他们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各种方式打击瓦解敌军，被誉为“敌后神八路”。
———题记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书中讲述了一支传奇的队伍，一段传奇的历史。这本书便是作家冯志以其亲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
7月，记者在石家庄、保定、北京间辗转寻觅，追索着与小说有关的故人故事，也重温着六十年前那段难忘的历史。这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字与句，而是鲜活灵动地从讲述者的口中跳出来，再深深地印进我的脑海……
“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
翻开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于“敌后武工队”这支神奇队伍的熟悉和深厚情感。
1942至1944年，冯志为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成员，曾任小队长。这段难忘的战斗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7月18日，石家庄暴雨初霁，记者和冯志先生的三个儿子———冯林、冯援、冯刚围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自己父亲的战斗生活和创作历程。
大哥冯林说：“小说中的事件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都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说起当时的武工队，冯林不禁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能参加武工队的都是部队里的骨干，首先必须是班以上干部，第二必须是共产党员，还得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也很精良。所以说，这支队伍不同于一般的抗日武装组织或游击队，而是一支精锐部队。因为环境恶劣，他们的工作开展起来十分艰难。父亲曾说过，在这种地区里执行党的政策，丝毫不能含糊。不然，不仅会给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自己完不成任务，还很有可能被敌人吃掉。”
冯刚是冯志最疼爱的小儿子，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冯志死里逃生的传奇故事：“有一次父亲到军区开会，回来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他闪身钻进路边一堆麦秸垛里。鬼子过来用刺刀挑那些麦秸垛。父亲感觉到鬼子到跟前了，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了扳机，谁知这一枪竟没有响，而鬼子竟也没有挑这个麦秸垛，转身走了。父亲事后一看，原来枪被麦秸秆卡住了，这真是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
机智、勇敢、沉着，这是二哥冯援眼中的父亲。冯援说：“战斗生涯也给父亲留下了许多‘纪念’，他的左锁骨曾在白刃战中被刺刀挑断，左手食指被扎残，头部、胸部也都曾中过弹。但父亲都一次次挺了过来，并带领武工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除汉奸，这些对敌斗争的事件后来都成为他小说的主要章节。更为神奇的是，在父亲任小队长期间，武工队员没有一个牺牲的，在当时残酷的形势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7月20日，保定市，拜访冯志先生的夫人———77岁的苑莎老人。
对于冯志来说，苑莎是伴侣，是战友，也是好帮手。二人在烽火中相识，1946年结为伴侣，冯志搞创作的时候，苑莎常常为他抄写手稿。“老冯不是专职作家，他写东西没有资料，因为这些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人物都在他的脑子里头。当时写稿子，老冯想起过去的战友，常会悄悄地流泪。”重忆往事，老人十分激动，几次声音哽咽。“许多人说，老冯和我就是小说中魏强和汪霞的原型，其实不是的，‘魏强’取自‘为了抗日武装强大’之意，‘汪霞’则代表着抗战女干部的青春年华和革命追求像朝霞一样灿烂而高远。”
“《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在书的前言中，冯志这样说。采访过程中，他的亲人也数次提到这句话。是呀，冯志既是作者，也是战士。战斗的岁月，火热的生活，正是这部小说如此亲切真实、震撼人心的关键所在。
“我们武工队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冯志英年早逝，但他昔日的武工队战友，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有的依然健在。记者经多方打听，终于联系到了其中的两位。
贾正，小说中武工队队员，作战勇猛。7月21日，在徐水县大因镇王村一处农家小院，记者见到了贾正的原型———贾正喜。
贾老已是85岁高龄，但仍是精神矍铄。记者刚提了个话头，他就乐呵呵地接茬说：“我们武工队的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记得清楚着呢！冯志的小说我看过，那都是真事。”
从武工队的成立到一幕幕战斗场面，虽说60多年过去了，但对于贾老来说，就仿佛发生在昨天。
“我们九分区武工队是在完县(今顺平)贾各庄成立的，那是1942年的8月。当时冯志是小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两人是老伙计，总在一起。出山前，我们进行了培训，学习怎样在敌占区活动，怎样做群众工作，怎样向鬼子喊话。出山后，开始做宣传工作，贴标语，也改伪军和鬼子的标语，敌人写‘打倒共匪’，我们就给他改成‘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走狗’。”
冯志、魏树槐、朱风明、魏云山……念叨着战友们的名字，贾老的眼中流露出深情。说起小队长冯志，贾老称赞道：“他太精神了，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冯队长胆子大，枪使得好，枪一抽出来子弹就出去了，又快又准，可是个能耐人。”
杨子曾，小说中武工队大队长兼政委。7月22日，北京航天二院小区，记者拜访了杨子曾原型———杨寿增。
杨老已是88岁高龄，大病初愈的他身体还很虚弱，却欣然接受了采访。和贾正喜老人一样，杨老感慨地说：“武工队这些事呀，真是几天也说不完。”聊起当时的战斗情况，杨老用了很朴素也很形象的一句话：打得鬼子哇哇叫！
“有一次，我们派5个队员前往敌人驻在保定的一个据点，刺杀日本特务头子大平。队员们事先借了衣服，戴上礼帽、眼镜，骑上车子，打扮成敌人的便衣队模样。到了据点，大平正在门口转悠，其他100多号敌人则在一里地外的操场上打篮球。真是机会难得！大平问：‘哪里的？’我们用日本话答：‘城里便衣队的。’大平一看都不认识，有点怀疑，手就去摸枪。我们一个队员掏出枪来，一下子撂倒了他。大家又进去拿了好多武器。打球的日本人听见枪响，连忙往回赶，哪里还追得上。他们又调了好几个团的兵力来追，队员们躲进了青纱帐，连夜转移到博野县城北。敌人几千人围在之光(今清苑县)，却连个人影都没找到。”
“小说中的人物，是我们儿时的偶像……”
1958年11月，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甫一出版便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魏强、杨子曾、贾正、汪霞的名字也渐渐从书本走上了评书、话剧乃至影视舞台，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偶像”。
马树超，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副团长，1999年拍摄20集电视连续剧《敌后武工队》，任导演和主演。
“这些人物是我从小的偶像。”马树超说，“幼时从小人书上读到了敌后武工队的故事，真是让人热血沸腾，那时特想像魏强一样铲奸除恶。我在电视剧中扮演魏强，也算是实现了儿时的愿望。”
陈剑飞，八一电影制片厂2005年版电视连续剧《敌后武工队》导演；何冰，该剧主演。
聊起这部戏，陈剑飞、何冰感触颇深。
“冯志先生的原著是一部经典，影响了许多人。”陈剑飞说。“为把这部戏拍好，我们专程到保定、沧州等地寻访了许多老战士。从他们身上，我们仿佛又看到战火硝烟年代武工队员的英姿，感受到了那种慷慨激昂的民族正气。”
因主演《大宋提刑官》而人气正旺的何冰在剧中饰演魏强，他说：“我是看《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这几本小人书长大的，书中的人物可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直到今天，对他们的崇敬也没有丝毫的减弱。面对儿时的偶像，我们有诚意，也有热情去塑造他们。”
采访结束后一个炎热的午后，偶然打开电视机，竟然从央视六套听到了这些天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几个名字：魏强、贾正、汪霞……凝神一看，原来是1995年版电影《敌后武工队》正在播出。一股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涌上心头。马树超、何冰们是幸运的，他们都曾得圆儿时的梦想，成为荧屏上的“英雄”；记者也是幸运的，这些日子的寻访让我走近那烽火岁月，倾听英雄们的心声。如今，我把它讲给您听，也让这惊心动魄的传奇，点燃您心中的激情……
【作者简介】
冯志(1923年—1968年)，原名冯禄祥，天津静海人。“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1939年7月入党，时年16岁。
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冯志报名参加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任小队长。因作战勇敢，荣获“五一”一等奖章。1944年初，冯志又回到前线剧社。这期间，开始给《前线报》写稿，发表了第一篇特写《英雄连长王志杰》，后又发表了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和通讯《团结模范高水来》。与此同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并写出了《护送》、《打集》、《化袭》等。这些作品后来经过修改，都成了《敌后武工队》的重要章节。
1947年冬，入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华北局、保定市委、新华社河北分社、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河北电台工作期间，正式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1956年完成初稿，1958年11月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1958年到“文革”前夕，又写了《前线文工队》、《地下游击队》、《成长曲》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但还未来得及修改和出版就有一部分手稿在动乱中丢失。1968年11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年仅45岁。1980年1月，为其平反，恢复了名誉。
【作品评价】
洪子诚：作品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读者面更广。
张树坡：《敌后武工队》是一部有着较高真实性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它通过对一支武装工作队在“敌后的敌后”一面坚持武装斗争，一面开展抗日工作的事迹的描写，反映了它所写的那个特定时代和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的内在实质和发展趋势。这部小说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真实性和传奇性的统一。造成小说故事情节传奇性的那些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作品所描写的那个现实生活环境。这充分说明，小说的传奇性是与它的真实性辩证统一在一起的，这是这部小说现实主义特色最突出的表现。
(河北日报记者张晓华2005-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