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我听罢加什凯叫我控制自己的这番话以后，茫然无措了……
是的，我茫然无措，两手抱着枕头，呆若木鸡似地站在加什凯的床前。我当时的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可笑的。
可是加什凯这时却翻转过去，侧着身子又睡了。
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一定是唾着了；我不晓得他是否真的睡了；但是至少他是闭着眼睛侧着身子躺着。他那匀称的呼吸似乎是说明他又睡了。
我在他的床前站着，站着，一直站了好久，后来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床前，坐下寻思起来了。
我什么都想到了，可就是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招！如果他突然向我开了一枪，我也许不会感到怎样吃惊的。加什凯，加什凯……也许他并不是加什凯？那么他是谁呢？……
我忍不住了，又走近他的身旁，这一次自然是不再拿枕头了。
“喂！”我叫道，“加什凯先生……或者您不是加什凯？加什凯同志！”
但是，他并没有回答。
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床前。该睡了，但我却睡不着。
如果加什凯制止了我，而不马上向盖世太保告发，那就说明他本是他们的人。但他的一切行为又和我们自己人不一样……
我决定第二天把他好好考察一番……
可是第二天早上事情却象飞快的电影镜头一样，突然起了急剧的变化……
我们还没有醒来洗脸喝咖啡，前些天陪着盖世太保少校来过的那个盖世太保中尉就来接加什凯来了。
“万岁！”
“万岁！”
“加什凯先生，我接您来了。我们需要您……”
我仔细地观察着，也可以说是研究着加什凯，打算看透他的内心活动。可是这位加什凯先生却没有注意到我在瞧他，他甚至都没有往我这边看一眼。
“我完全听您的吩咐，军官先生。”加什凯回答那个中尉说，“但愿我不愧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儿子……”
这位加什凯先生，他真就这样有腔有调地说出口了！
卫生员进来了，他象兵士那样笔直地站到了那个中尉的面前。
“中尉先生，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报告说，“病人先生可以换衣服去了。”
“走吧。”中尉说。
“请稍候。待我归拢一下报纸。”
于是，加什凯便开始把他住院期间所得到的各种法西斯报纸都从托架里拿了出来。
他的情绪很高，甚至竟唱起一支不堪入耳的德国歌曲：
一个美丽的姑娘，要想过河，
她就应当对船主，万分亲切……
他一面归拢着那些废报纸，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唱起了迭句：
给他一束花，
一束花，还有你那深情，
至于他是否答应，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领……
他有点儿嘲笑般地望了我一眼，又意味深长地唱起重句：
唉呀呀，唉呀呀……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领！
一个投敌者，他不仅跑了过来，而且还在盖世太保处弄到了工作，因而情绪很高．并且唱起了歌子，这是毫不为奇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仿佛觉得这首歌是唱给我听的。
我总觉得加什凯特别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一眼，又故意引人注意地唱了这首歌里的迭句，说什么要想过河，就得同船主万分亲切，又说什么为了过河，可以舍出一切，至于船主是否答应那就要靠自己……。
很难说这其中的意思究竟是好是坏，但这首歌里的确包含着某种言外之意。
加什凯昨夜为什么制止了我？他为什么没有告发我，但也并没有肯定地回答我？或者是他自己舍出了一切，要我也象他那样干？他或许以为我们两人是一丘之貉？……
我也许会一直这样想下去，但不久，扬柯夫斯卡亚走进了病房，并且宣布说也要我出院了。
“我把您的东西带来了。”她说，“他们马上就把提包拿来，把衣服穿好吧，我在下面等您。”
提包拿来了，很漂亮，是一个很贵重的猪皮手提皮包，但并不是我那个。我把皮包打开了：里面有衬衣，西服，皮鞋；这一套男人的装束相当朴索，但很精美，价钱一定很贵。这些衣服并不是我的。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穿好了，可以说也合身也不合身，仿佛裁缝和徒匠给我做小了一点；但是一般说来，想必是还挺不错，因为来送我的那个值勤护士不无赞赏地叫了一声：“噢，贝尔金先生！……”
扬柯夫斯卡亚在过道里等着我。我们走到了外面台阶上。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党卫军制服的岗兵，他给我们行了一个敬礼。
门口停着一辆车身很长的雪茄形咖啡色德国竞赛用汽车。
汽车里并没有司机。
“坐进去吧。”扬柯夫斯卡亚请我。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事情都使我模不着头脑：一个苏联军官处在德寇侵占着的里加，我不仅没有被枪毙或者被投进刑讯室，反而进了德国人的医院并且享受着特权，党卫军向我施礼致敬，还有人请我坐汽车……
我上了车。扬柯夫斯卡亚坐在司机位置上，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在里加的大街上行驶着——街道依然宽阔而漂亮，但却有些异样。街上还是有行人．但这是别种行人了。街上还有飞驶的汽车，但这是别种汽车了。头上还是晴朗的天空，但这是别种天空了……
我凝视着扬柯夫斯卡亚。
她头上戴着一顶淡紫色的小帽，前额上耷拉着一块浅粉色的小面纱，使她的表情显得很激昂，她的两只眼睛闪动着……
她冒冒失失、超速地开着车子。
“您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我问。
“回家去。”她很正经地回答说。
“到您家去吗？”
‘不，”她仿佛开玩笑般地说，“到您家！”
我决定忍耐：这些谜最后总会弄清楚的。
我们的车子沿着街心林萌路行驶着。
“不要往树上看。”杨柯夫斯卡亚简短地说。
但我并没有听她的话。
树上吊着好些人，这些人是被绞死的……这就是里加街上叫人看来有些异样的东西。
我把我的手放到了扬柯夫斯卡亚的手上。
“别忙……”
她责难地瞧了我一眼，就把速度放慢了。
我对面就吊着两个男人，我觉得仿佛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不过，他们的面孔已经成了灰色，毫无生气，我也可能看错。其中—个人的胸口挂着—块纸板，上面简短地写着：“……由于进行间谍活动，处以绞刑。”
扬柯夫斯卡亚直盯盯地瞧了瞧我。
“这很使您感到……不安吧？”
我没有吭气。我能回答她什么呢？她又用高速度开起车子。
“离这些……远一点儿。”她很严肃地说，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离这些树远一点儿。”
她把车子拐进了一个胡同，然后又接着拐了拐，于是我们的车子就开到了里加最漂亮、最安静的一条大街上了。
她在一座浅色四阶大楼的跟前停住了车子。
“我们已经到了。”她说。
“您这是把我带到那儿来了？”
“进去吧。”她没有回答我，“我不能在街上向您解释呀。”
我们进了门口，一个看门的女人迎面站了起来。
“您好，贝尔金先生！”她行了一个礼，并且亲切地说。
我并不是贝尔金，但是这个看门人却管我叫贝尔金。
我们上了二楼。杨柯夫斯卡亚从手提囊里拿出了一把钥匙。打开了英国锁，于是我们就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前厅。
迎面走过来一个年纪不算小的黄发女人，她穿着一件黑长衫，头上戴着一个带花边儿的白色头饰。
“您好，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向她问候说：“瞧，这就是贝尔金先生！”
扬柯夫斯卡亚称为马尔塔的这个女人亲切地笑了笑，可是我突然发现她又变得有些茫然了。
“您好，先生……”马尔塔犹疑地说；她不知为什么说不下去了。后来，她才很费劲地说出了：“贝尔金先生。”
“好啦，好啦，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激动地说：“你可以做饭去了，贝尔金先生今天要在家里吃午饭。我们到书房去吧。”
我们走过了一个不大的餐厅，扬柯夫斯卡亚就把我领进了书房。两个房间都摆着现代化的陈设，又时髦又舒适。这种陈设只有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书房里有一个平滑的写字台，几个轻便的沙发椅子和一些书橱。墙上挂着好多很单调的水彩画，画得好象根不经心。我们在房间中央站住了。
“我希望，”我说，“现在您能够解释一下……”
但是杨柯夫斯卡亚并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您这个主人最好能客气一些。”她责备我说，“在提出问题以前，您应当请我坐下。”
我耸了耸肩：“主人？我想知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您这是在您自己的家里。这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住宅，而您，我早已对您说道，您就是贝尔金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忍耐，以便把这一切都弄清楚。
不过，我想大声威吓一下扬柯夫斯卡亚。
“够了！”我提高声音喊道，“您还要同我继续捉迷藏吗？请您说清楚吧，否则我马上离开这里……”
“那您马上就会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扬柯夫斯卡亚讥诮地打断了我的话：“您要注意，要想在里加隐藏起来可不容易……”她坐到椅子上，并点头示意让我坐到另一个椅子上：“请坐，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不过，我想问您一句，您会画画吗？”
我这一声大喝没有见效，她并不是那种骇怕威吓的人，沉着一些倒可能使她受些感动。看来，和和气气总会比大吵大叫好些……
“能画。”我忧郁地回答说，“我的画不会得到鉴赏家的赞赏，不过，我在学地形测量的时候也好歹地画过山水。”
“这可好极了。”扬柯夫斯卡亚说，“您甚至竞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事情是这样的，您是一位画家。贝尔金先生，您常画些风景画，有的时候也卖一些，虽然您并不怎样需要钱花……”这时，她从容不迫地指着四面的墙壁说：“您要知道，贝尔金先生．这就是您的画！”
我又气咻咻地瞧了瞧挂在书房四壁上的山水画。
“这样画我倒会！”我挑衅般地说，“这只不过就是些黑点和道道！在地形地图上它们是代表丛林和河流的。”
“那您就记住吧，您是一位画家。”扬柯夫斯卡亚说：“里加有些人认识您，您也认识一些人……”
“可是，我其实并不是贝尔近，”我反驳说，“您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她走近我的身旁，很随便地坐在我的椅子靠手上。
“您又可爱又可笑，三个月以前的想法还一直在缠着您。”她说，在她的声音里含着假意的悲伤，“在时间的巨流里，有时几百年就如同一瞬间，在这一个月里人类所经受的一切却多于别的时期的整整一百年。在一个月以前里加还是苏联的里加，而今它已经是德国人的了。莫斯科眼看就要陷落，太阳也要从西方而不是东方出来了。马卡罗夫少校已经死去，再也不能复活了，假如您企图让他复活的话，他就会再一次送命。”
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不值得再一次送命。”她亲切地说。仿佛企图使我同某种东西妥协，而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还是个秘密。“在生活中有时会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化，要想反抗它是不明智的。”她站在我的面前，象一个女教师面对着一个小学生一样，“请您记住，您如今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是一位画家。”她说：“您的父亲是在几年以前死去的。您曾在巴黎念过书，还没有结婚，生活上有些轻佻。马尔塔姓克鲁米内什，她是您的管家、厨师和女仆，她在您这里已经干了两年多，而且您对她还很满意。大概就是这些了……”她想了想，‘还有，”她仿佛想起来了，“您并不是希特勒的信徒，但您认为他们比起共产党人来还不算太可恶……”
她看了看窗外，仿佛向谁点了点头。
“我这就去。”她说，“您看一看住宅，习惯一下吧，如果有人来看您，请您不要对熟人避而不见。晚上我来看您…
她走了。房间里面留下了某种奇特的、惬意而醉人的香水气味。
只剩我一个人了……但是我不相信没有人监视我……
应当从里加逃出去，但我觉得我仿佛是被困在这个网里，这个网包围着我，也不知是谁设下的和为了什么。
无论如何，我应当保持谨慎，并且应当有预见性。
我决定先看一看这所住宅。
书房、餐厅、客厅、寝室、浴室……
对一个人来说，这恐怕有些太过分了
所有的房间里都摆设得十分风雅。
我在浴室里照了一眼镜子，结果竟……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这是我，但也不是我。确切一些说，这自然还是我，但是我的外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记得我的头发从来就是黑褐色，但是镜子里的我却是有些发红的黄头发了……
不错，确是一头有些发红的黄头发！
我走进了厨房……
马尔塔正站在炉灶旁专心做着烹饪工作。
我默不作声地瞧了瞧马尔塔，她也直盯盯地瞧了瞧我。
“贝尔金先生，请您原谅。”她突然向我说：“对不起，其实您并不是贝尔金先生啊！”
我不晓得我应当怎样回答她。
“我怎么不能是贝尔金先生呢？”我迟疑地反驳说，“贝尔金是一个很普遍的姓呀……”
我回到了书房，就开始熟悉这个房间的主人，也就是熟悉我自己。因为现在我已经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了——虽然我的女管家对这一点还有怀疑。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看来，贝尔金先生是不喜欢别的一切画家，而是更喜欢自己的作品的。至于书籍，那可就多得很而且收集得十分细心。根据房间里的书籍来看，贝尔金先生显然是对三种东西很感兴趣：古罗马的艺术，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历史，特别是它的近代历史和法国的现代文学。顺便说一句，从贝尔金先生收集的法国作家的作品来看，说明他是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
在贝尔金的写字台上，或者确切些说，在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小册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著名史诗《寻找消磨掉了的时间》，由这个史诗改编的长篇小说就叫《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
此刻我真想不到这个书名却怎样地象征了贝尔金先生和我住在他家以后的生活！
贝尔金先生，——就是在我以前住在这个宅子里的那个人，还有我，我们在里加的整个生活都可以说正是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度过的。
不过，在我住到这里的第一天却没有来过一位姑娘。
晚上，扬柯夫斯卡亚果然来了。
我当时正坐在书房里翻着普鲁斯特的作品，并且一直在考虑怎样逃出里加。
扬柯夫斯卡亚来得很突然—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她手里有开这个宅门的钥匙。
“您坐在那里在计划逃跑吗？”她用嘲笑的口吻问我。
“您可太机警了。”我回答说。
“那是无谓的空想！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她很亲切地说。“不过您不必骇怕，一切都会很好的。”她把我手里的书拿走放到了一边，“我要喝咖啡，喊马尔塔来，吩咐她……”
她自己按了装在台灯上那个青铜花环下面的铃。
我们走进了餐厅。应当说，马尔塔煮的咖啡真是好极了。
“您没有试过就着咖啡喝普通的俄国白酒吗？”扬柯夫斯卡亚问罢我，就从食橱里拿出来一瓶俄国白酒，自己倒了一杯。
不过，我这时可没有喝白酒的心情。
在这种可怕的日子里，这种消磨时间的反常现象使我感到万分难受。
“我要问您的问题很多。”我对杨柯夫斯卡亚说，“而且我认为已经到了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来给您数一数您那些问题好吗？”杨柯夫斯卡亚诡地说，“第一，您对我们相逢的那个奇怪的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很感兴趣；第二，您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开枪打您，而且后来反而突然救了您、并且在病院里照看您；第三，您怎样变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
她笑了。
我也不由得笑了笑。
“不错。”我说“我希望……”
“您逐渐就会全部弄清楚。”她宽厚地说，“那天晚上由于您在场使我摆脱了一场严重的危险，对您开枪是迫于不得已，我是无能为力的，至于救您，那是由于我的机密，这对我们两个人都有好处……”
这就是她的回答，一个谜也没有解开。
“可是，您也许能够解释一下我是怎样变成黄头发的吧？”我问道。
“那很简单。那是用双氧水弄的。这是—种经过了试验的好办法。很多想使自己成为黄头发的女人都这样做。您也可能不愿意这样，但您应当原谅我。我不得不把您的头发褪了色，因为在别的一切方面您都象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象演员们常说的那样，您勇敢地习惯于您扮演的这个角色吧，绝不会有任何人怀疑您不是您所冒充的那个人。”
“啊！可不一定！”我冷笑了笑，反驳说：“比方说，马尔塔就根本不相信我是她的主人……”
于是，我就把马尔塔今天在厨房里对我说的话对她说了。
扬柯夫斯卡亚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过了不大一会儿，她就露出了一副凶相。
“马尔塔！”她大声喊道。
她竟然把用一条丝线悬在饭桌上的那个长毛绒小猴忘掉了，这个小猴的尾巴上肖个电铃按钮。
马尔塔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餐厅。
“请坐，克鲁米内什夫人。”杨柯夫斯卡亚吩咐说。明显得很，这时最好别同她争论。
马尔塔不慌不忙，很安详地坐下了。这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仿佛很沉着。
扬柯夫斯卡亚冲着我点了点头。
“怎么，您今天好象认不出贝尔金先生来了？”
马尔塔惶惑了。
‘我是一个信教的人”她迟疑地说，“但是我不相信死人能够复活，扬柯夫斯卡亚女士……”
杨柯夫斯卡亚冷笑了一下、
“您只得相信，”她回答马尔塔说，“因为如果您要是被我打死，那一定是再也不能复活了。”她又冲我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瞧着马尔塔说：“马尔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以为……我以为这是贝尔金先生。”马尔塔迟疑地说。
“谁？谁？您再重复一遍”。扬柯夫斯卡亚吩咐说。
“这是贝尔金先生。”马尔塔这一次说得就比较肯定了。
“不错，他正是贝尔金先生，”扬柯夫斯卡亚威严地瞧着马尔塔，肯定地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您不仅在同贝尔金先生谈话时不应怀疑，甚至在向上帝祈祷时也不应怀疑……”
马尔塔一声不响。
‘您为什么默不作声呢？”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马尔塔小声说。
‘还应当补充点什么吧？”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马尔塔回答说。
“但是我要补充一点。”扬柯夫斯卡亚说，“如果您尽管在睡梦中不小心说出一句不当的话，那么您那被送到德国去做工的儿子和弟弟就会永远回不了家……”
突然，在她那刚才还拿着一个精致的淡青色咖啡碗的手里，我看到了一支手枪，小巧精致，但是，它绝不是女人的玩具。这支手枪在她的手里仿佛一直在颤动：因为她轻轻地掀动着她的手指。这支手枪出现得特别突然，仿佛杨柯伏斯卡亚是一个职业魔术家一样。
“您相信我能够打死您吗？”她漫不经心地问马尔塔说。
“是的。”她轻轻地说。
“那很好，’扬柯夫斯卡亚满意地说，”如果我对您的表现不满意，我就把您打死……”她突然微笑了一下，开玩笑般地补充说：“假如贝尔金先生对您的烹调不满意，我也要打死您……”她又更温和地笑了笑，很仁慈地把马尔塔放了：“去睡觉吧。”
马尔塔刚刚走开，她也要走。
“我累了，”她说，“明天我来。不过我要警告您一点。各种各样的姑娘来见您。请注意，您要对她们亲热一些。”
事实确是如此，差不多每天都有年轻的姑娘来找我。
开头儿我并不了解她们来看我的真正目的。
第二天吃罢午饭以后，马尔塔报告说：“贝尔金先生，有一位姑娘要见您……”
一个很漂亮，可以说是十分漂亮的姑娘跑进了客厅。
她穿着一身蓝色连衣裙，戴着一顶小帽，手里拿着—个手提囊……很时髦。
“啊！阿弗古斯特，我好久没有见到您了！”她喊了一声，就很不客气地来抚摸我的面颊。
可是，马尔塔刚一走开，这个姑娘就变得严肃起来了。
“我们到书房去吧？”她很正经地提议道。
到了书房她就再也不温存了。
她在手提囊里翻了翻，取出来一张揉皱了的纸片。
“盖世太保到‘广场’去的少了，我仿佛觉得，共产党人在我们那里设了秘密接头的地点。”她说，“这上面是常到我们那里去的一些军官的名字，有些名字是我听来的。这上面还有两个地址，一个是一个中尉的，另一个是一个航空大队队长的……”
根据谈话来看，这个姑娘是“广场”餐厅的侍者，同时还做着通风报信的工作……
她这是为谁工作？毫无疑问，她是在为贝尔金先生工作！但是我在为谁工作呢？这我就不明白了！
姑娘们一天有时甚至要来两个，她们都是侍者、修指甲的和做按摩的，大部分长的都比较漂亮，进来的时候都说些温存话，可是一旦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以后，她们立刻就正经起来，把写着她们探听到的姓名和地址的纸片交给我，上面也有些是她们听到觉得是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语……
啊，原来这是一个谍报机关！
当然，这个谍报机关是很使贝尔金先生丢人的，它说明他缺乏谍报工作的本领，因为他的谍报网组织得很差劲。任何一个反间谍机关都会很轻易地发现并且把这些女郎和贝尔金先生本人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我虽然不是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是出于工作上的关系，同它有过一点接触，但是我想，如果我若是处在贝尔金先生的地位，那我一定把这个谍报网组织得更慎重些，活动更秘密一些。
这些姑娘送来的情报并不怎样重要．不过一个好的侦察人员自然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轻视。因此，甚至这种肤浅的、不负责任的间谍机关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不管怎样，由于有了这些姑娘的情报，我就清楚地想象到了德国军官和希特勒的无数行政人员在怎样消磨他们的时间，每天净干些什么和净到什么地方去，同什么人接触，并且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他们究竟在注意一些什么。
这些姑娘自然不是职业特务，她们为贝尔金先生工作只不过是为了得些业余的收入。但是，俗语说得好：鸡拾碎米，也能温饱。事情虽小，收集多了也可以据此清楚地想象到贝尔金先生感兴趣的那些社会阶层的生活。
老实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奇怪：贝尔金先生的间谍为什么竟是一色的姑娘呢？如同特意挑选的一样：所有这些侍者、修指甲的和做按摩的姑娘又漂亮又年轻，但后来我就想到，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伪装方法，它可以掩饰贝尔金同他的女工作人员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贝尔金在道德品质方面可能引起非难，但是，他进行的真正活动却不致引起任何怀疑。
顺便说一句，贝尔金先生对待这些姑娘大概比我更亲热，因为有些姑娘在离开我的时候都显得很失望，看来，显然是由于她们没有得到她们所指望的一切；我只是很正经地把报酬交给了她们——这是扬柯夫斯卡亚告诉我的。
在我来到贝尔金的住宅以后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扬柯夫斯卡亚问我说：“这些姑娘走后还来吗？”
“是的，她们还来。”我说，“但我又不明白……”
‘没什么，没什么，”她打断了我的话，“不久一切就都会好了。她们的情报并不怎样重要。但是如果她们不来了，那可就更糟了。应当鼓励她们。”
她从我的写字台里——因为贝尔金的写字台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取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墙上用一张画遮盖着的小保险拒；那里面有钱，还有些金制的玩具。
保险柜里的钱并不太多，但这里却应有尽有：有美元、马克、英镑，还有各种各样的金戒指、耳环、胸针，很象一个小珠宝首饰商店。
我拿起了几个小玩具，这是一些浅绿、粉红和紫色的小石头，在我的手掌里闪闪放光……
我往保险柜里瞧了瞧：靠里墙放着一个天蓝色的封筒，那里面装着一些照片。我把里面的照片都倒出来了。这种照片在报纸广告上含糊地叫做“巴黎风俗照片”，实际上是些猥亵、轻佻的人物。我一想到场柯夫斯卡亚能看到这种照片，我甚至竟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但是，这种照片并没有使她感到奇怪。
我把照片装进了封筒，就要出去。
“您到哪儿去？”扬柯夫斯卡亚叫住了我。
“把它扔掉！”
“这些……照片？不要扔掉。我以为贝尔金先生保存这些照片是为了逗他的姑娘们开心的……”
我耸了耸肩。
“您可知道……”
扬柯夫斯卡亚撅起了她那涂得红红的嘴唇。
“就算您……吧，就算您和贝尔金先生不一样！但我劝您还是不要把它们扔掉。在我们这种工作当中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们很难想到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
我犹疑起来，但是在这方面她一定是比我更有经验的。
“确是如此，有的时候某种意外的东西倒会给我们带来难以估价的好处。”她又补充说，“所以，还是把它们放回原处吧，它们又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她从我的手里拿走了那个封筒，自己把它放到原来那个地方。“现在您数一数钱吧，钱应该省着用。”她很正经地告诉我说，“耳环和戒指是特意预备赏给姑娘们的。”
于是，姑娘们再一来，我不是给她们接着宝石的小戒指，就是给她们胸针……
她们接到这些礼物都很高兴，但是看来，如果对她们本人再体贴一些，恐怕她们也是不会反对的。
不管怎样，扬柯夫斯卡亚一定是一直在监视着我，有一次她问我说：“阿弗古斯特，请您说—说：您是胆小呢，还是抱定了某种信念呢？”
我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同您长得很相象的那个人是不怎么客气的。”她说，“姑娘们都在抱怨您。不是所有的人，不过……”
她的话使我很感兴趣，不过完全不是她所指的那层意思。
“您常看到她们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她支吾地回答说，“阿弗古斯特并不把他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我……”
“可是德国人为什么对这个神秘的阿弗古斯特那么宽厚呢？”我就问她说，“德国人的反间谍机关相当能干，他们异常多疑，但是为什么却看不见这些常来常往非常可疑的女客呢？他们为什么对贝尔金这样冷淡，不去注意他的这种奇怪的行为？他们为什么让他这样安静呢？为什么对我也这么冷淡？”
“可是您根据什么认为他们对您冷淡呢？”她微微冷笑着，以问代答地问道，“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您并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是戴维斯·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