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道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时间已经很晚，天差不多都黑了，夜幕已经罩住大地。往往是这样：一旦预料到要有危险的时候，就越发觉得四外死寂无声。
我们跑到杜松丛旁，站下听了听，然后就进了松林。
我的同伴吹了一声口哨。
完全象在剧院里一样，黑暗中不知从哪里闪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
“一切都好。”我的同伴对他们说：“我把那位同志带来了……”
他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我的同伴这一次讲的是拉脱维亚语。
围着我们的那些人也用拉脱维亚语回答他。
“留个人站在路旁吧。”我的同伴吩咐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挽起了我的胳臂，“现在只好把您的眼睛蒙上。我倒不想这样作，不过我们这是来作客，主人是有这种规矩的。”
我没有表示反对。我想，如果布莱克卷入了这场冒险事件，我要说，他是要干到底的。如果他们打算加害于我，其实也不必一定要我蒙上眼睛。
他们带着我往树林里走去。最初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后来是一片草地……我们项多也就是走了半个钟头。
蒙着我眼睛的布带拿掉了。我觉得树林子里似乎亮了一些。大树隐没在昏暗之中，我们正站在一个窝棚跟前。
我的同伴往窝棚里瞧了瞧，并且问了一句什么。
“请进吧。”他说，然后，他又在我身后用嘲笑的口吻说：“这一回您就得讲俄语了！”
我打开了那扇小门就钻进去了。
窝棚里面只点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但是，刚从漆黑的森林走过以后，这盏灯的灯光就显得特别亮了。这里很象一个普通的窑洞：有一张用木板钉得很差劲的桌子，靠墙摆着几条凳子，桌上有一盏灯，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带把的大杯子。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看到了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因为我本来认为他已经死在希特勒匪徒的刑讯室里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错，这正是我的房主人，在命运使我碰上扬柯夫斯卡亚那天之前，我一直很安静、很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
他是里加当地的工人，老共产党员，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受过考验，这个人从前和以后永远会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激动地把手伸给了他：“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柴普利斯不好激动。他微微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我伸给他的那只手，就好象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
“您好，马卡罗夫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从我们最后见面那次起，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是并不多的。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你不知道我还到处找过您哩！”我用一种甚至有些责难的口吻喊道，“咳，可是有个女人却要我不到别处，而是到警察局去找！”
“是，我曾听说您找过我。”柴普利斯说道，“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您……”
“就是说，那个女人是……”
“是的，她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柴普利斯说，“但是，她无法认出您是自己人；因为她没有什么根据。而时下是需要万分谨慎的。不过，她做得很聪明。如果您是自己人，那她就是警告您要提防警察局，假如您不是自己人，那您也没有理由指责她，因为她正是要您到警察局去。”
“我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您。”我很坦率地说。
“党是最清楚谁该当在什么地方的。”柴普利斯没有直接反驳我。
“您的家怎么样？”我问说“疏散了吗？”
“妻子和儿子在乡下，住在亲戚家里。”柴普利斯解释说。“我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同他们分开了，据同志们说现在他们还算平安。”
“丽达呢？”
柴普利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叫阿尔图尔，十三岁，性格恬静，很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叫丽达，仪表可人，非常聪明，就是性情急躁，是个共青团员，在师范学院读书。
柴普利斯皱起了眉头。
“丽达不在了。”他低声解释说，“我们把丽达留在了城里，德国人大概是占领里加以后的第二天就把她抓去了；当时她正和别的共青团员打算破坏里加的发电站……”
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了……我把手伸给了柴普利斯。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他却轻轻地把我的手推开了，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不要这样……”
他勉强微笑了一下，仿佛说明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也不应重提内心的创伤。他向门口走去。
“唔，现在我给您介绍……”
他走了出去，窝棚里就剩了我一个人，但很快他就同把我送到游击队驻地来的那个人一起进来了。
“这是热列兹诺夫上尉。”柴普利斯把我那位同伴介绍给我说。
“我已经知道他是热列兹诺夫上尉了。”我说，“我们昨天就认识了。”
“不能说‘知道吧。”柴普利斯反驳说：“如果您知道，那您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请原谅。”我说，并把手伸给了热列兹诺夫，“可是要知道，处在我这种地位是很容易对任何事情都发生怀疑的。”
“不过，我并不埋怨您。”热列兹诺夫回答说：“这是合乎情理的。我若是处在您的境遇，我也会考虑……”
我没有放开他的手。
“我听候您的吩咐，上尉……热列兹诺夫同志！”
热列兹诺夫温和而羞怯地笑了笑。
“虽说现在热尔诺夫的信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或许您还要看一看吧？”
“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向您介绍了。”
他亲切地瞧了瞧柴普利斯。
“是呀，”柴普利斯说，“热列兹诺夫同志是我们自己人。”
“好，我们谈一谈吧！”热列兹诺夫随即用很认真的口气说。他坐到了板凳上，并且也示意请我们坐下。
但是，这时柴普利斯却向门口走去；与其说这是由于柴普利斯生性客气，勿宁说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老的地下工作者，在乌里曼尼斯实行军事独裁的年代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这样一点：如果有的事情同他本身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就不过问。
“你们谈吧，”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
他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我和热列兹诺夫两个人。
“您知道我是在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吗？”他问我。
我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
“那您就得讲一讲您的情况了，”他说，“不过，您还是先看一看……”
他还是把他带来的那封信送给我了。
信封是封着的，在我拆开信封看热尔诺夫那张短笺的时候，热列兹诺夫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我很清楚我的首长的字体和语气。这张短笺照例写得异常简洁。热尔诺夫在短笺里向我致意，并且很郑重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完全相信带信的这个人。
不错，短笺写得既平板又简短，但是——这甚至很难解释—一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一种温晚，透出了老年人那含而不露的爱抚……
“您的处境很困难，以后也会困难。”叶甫格尼·奥西波维奇·热尔诺夫——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时的教授、工作时的直接首长在短笺里写道：“但是，您并非是一个人，无论您怎样困难，祖国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带信去的这个人是受我们统帅部的委托进行工作的……”
我已经问出了口：“他在哪里……”
但我马上又不作声了，感到提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可是，热列兹诺夫上尉却猜到了我的心事。
“不，那有什么呢，”他回答说，“您是有权提问的。热尔诺夫上校本来可以留在莫斯科工作，但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军官，坚持要到前线来。他现在在军参谋部工作。他们认为他的信不致于引起您的怀疑……”
“可是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笑了笑，把这张短笺又瞧了瞧，然后折叠起来，要把它再装到信封里去。
“不，不，”热列兹诺夫拦住了我，“您已经看过，并且已经相信了，现在就给它一根火柴吧……”他马上把火柴盒递给了我。“您不能带任何文件，什么也不能带。”他解释说，“处在您的境遇……”
我顺从地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这张短笺。蓝色的火苗烧着信封，我把它放到桌边儿上。黄色的火苗着了一会儿，热尔诺夫这封信就变成了一小堆灰色的灰烬。
热列兹诺夫从桌上探过来身子，把灰烬吹到地上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吧。虽然时间有限，但是，还是把您经历的一切都报告一下吧。”
我理解他的这种要求，不过，要讲我自己的经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您听我说，热列兹诺夫同志，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坦白地说，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狼狈：“他们打死我，不，他们本想打死我。就在那天晚上，里加城里打死了一个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人，他就是戴维斯·布莱克。据我后来所知，他是英国国家侦探局派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些相象，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给交换了。他们让我顶替了布莱克，让布莱克顶替了我。后来，他们用马卡罗夫的名义把他埋葬了，我就以贝尔金的名义落进了德军病院……”
热列兹诺夫同情地对我点了点头。
“这和同志们搜集到的关于您的消息大致相同。”他说，“他们想打死您，而且我们也确是认为您已经被打死了。谋杀您的那天晚上正赶上敌机轰炸里加，可能是这个情况帮助了谋杀您的那些人搞了这么一套伪装的把戏。总之，您的尸体……不，据后来所知，就是被当作是您的那个人的尸体，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建筑物的瓦砾中被发现了，尸体已经残伤不全，但是他穿的衣服和他身上的证件却使人认出了他是马卡罗夫少校。既然现在您就坐在我的面前，那么，毫无疑问，被埋葬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知道您曾住过德军病院。后来又听说您以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这件事很奇怪，但是，……您的举止很奇特，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德国人竟没有动您。您并不象一个失节的人，那些人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曾经了解过您，后来就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可是，我还是有必要怀疑这是一场骗局吧？”我打断了热列兹诺夫的话，打算再一次说明我怀疑的理由，“在法西斯匪徒占据的城市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苏联军官……”
“但是，我不是知道我在对谁说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
“哼，如果我把您出卖了呢？”
热列兹诺夫笑了：“我以为您不会来得及的……”他又改用认真的口气说，“最好还是讲一讲您在里加干了些什么？”
“我在等待机会。”我解释说，“我准备跑回祖国，正在等待时机。一个女冒险家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和我发生了牵连。总之，她自称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正是她开枪打了我，可是，据她说，她又救了我。她叫我冒充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实际上我却是戴维斯·布莱克。就是说，我乃是以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的布莱克。看来，德国人相信我确是布莱克，因而他们企图收买我，扬柯夫斯卡亚却要我答应。她实际究竟在为谁——为德国人还是为英国人工作——我还不清楚。布莱克在里加有一个情报员网，确切些说，这是一个女情报员网—一有几十个姑娘，她们都在顾客很多的地方工作。这个情报员网直到目前还存在。一些傻瓜可能以为布菜克是个不堪救药的淫棍，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却不难猜透布莱克同这些女人相互联系的真情。这个谍报机关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差劲，它的做法和英国国家侦探局寻常的做法不同，很明显，它这样做的目的是特意为了掩人耳目。据目前所知，在布莱克的手下还有另外一伙间谍，隐蔽得极其严密，据扬柯夫斯卡亚说，甚至连她都不晓得是些什么人……”
“好了，关于这些，您不要……对我汇报了！”热列兹诺夫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您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等待时机，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从德国人这里跑开……”我笑了笑，“可见，终于等到了……”
“为什么这么说？”热列兹诺夫冷冷地问。
“我希望现在能把我送回我们那边去。”我满有把握地说，“我以为……”
“怎么样？”热列兹诺夫用嘲笑的口吻问我。
“我以为，我现在是在一个游击队的司令部里，一有机会就会把我送往……”
热列兹诺夫拿起了暖水瓶，气咻咻地把它放到了另个地方。
“是这样，少校同志，”他突然很郑重地说道，“谁也不会把您送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您要留在里加，并且要执行交给您的一切任务。您可以得到一个接头地点，去找到一个人，和他建立联系。如果您不利用您现在的处境，那简直就是不明智。”
“可是，我要在里加做些什么呢？”我很诧异。
“去执行那个人命令您完成的一切任务。”热列兹诺夫严厉地说。
他又吹毛求疵地对我提出了好几个问题，问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并且又重复说，如果不利用这个既成的形势，那就是一种过失。他还说，十之八九我得同英国和德国间谍机关都建立联系，并且要很好地探明他们的活动。后来他又说，我们的侦察机关已经把一个很有经验，很能干的工作人员派到了里加。这个人是一个老肃反工作人员，从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时候起就在国家保安机关工作，我应当同这个人取得联系，在里加进行的全部工作都要接受这位同志的领导。后来他又对我解释说他受命同我取得联系，但是因为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他决定把我带到一支游击队的司令部——这一点事前已经预料到了——我很了解柴普利斯，他能把我的任何疑虑打消……
当我听罢这一切之后，自然就不再敢提我愿意到作战的队伍里去了。交给我的这桩任务既重要又危险，我不能拒不接受。
当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热列兹诺夫问我，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对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有，”我说，“莫斯科有一个姑娘……大概，她已经认为我死了。能不能让她知道……”
“不，不能。”热列兹诺夫斩钉截铁地反驳说，“看来，您还没有想到您应当怎样隐蔽起来。关于您还活着这件事，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才能知道……”
于是他又告诉了我怎样才能找到今后作为我直接首长的那个人。
“现在该回去了。”热列兹诺夫结束了这次谈话，“您离开城里的时间越少越好。”
我们走了出来，外面漆黑一团。黑夜统治着大地。只是在近处才看得见黑暗中那光秃秃的树干，树顶却不知消失到哪里击了。四外万籁俱静。只有远处传来了某种分辨不清的籁籁声。
“我们回去走另外一条路。”热列兹诺夫悄悄地警告我说，“这样安全些，而且……”
他的话没有说完，他站住了，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一起．我就会把它当成是一种鸟儿半睡半醒地唤另一只鸟儿。
有一个人立即走到了我们的身旁。这个人仿佛藏在树后，正在等着我们呼唤。
热列兹诺夫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的话——于是，走近来的那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就轻轻地迈开脚步悄悄地往前走了。
我们紧跟在这个人的身后，这时我才发现，黑暗中充满了正常的积极活动，时而传来了某些断断续续的话语，时而又可以听到低低的语，人影在移动，还有些鸟儿在叫，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鸟儿；我甚至还听到了莫尔斯电码吱吱的响声——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这样觉得罢了：因为黑夜间在这座充满了秘密的大松林里，实际的情形和想象的幻觉是不能不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还能看到柴普利斯同志吗？”我问。
我非常渴望再同柴普利斯在一起步呆一会儿；他在这里对我来说比谁都亲。
但是这个愿望却注定不能实现了！
“不成了，”热列兹诺夫回答说，“柴普利斯同志现在已经离开这里好远了，这是特意请他来为您打消疑虑的。”
我逐渐在黑暗中习惯了。
不，这根本不是象我开头想象的那种无人迹，少话语的黑夜。
我们在浓密的松林里走着。到处都是高高的松树，只有个别的地方夹杂着枝叶四出的枞树，长得很低的是那毛蓬蓬的杜松树丛。枯树枝在脚下喀吱喀吱作响。在树梢的空隙处偶尔可以看到闪烁着的星光……
但是，时而从那黑黝黝的枞树后面闪出了一些人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的向导对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于是他们又消失在黑暗中了。
可真使人感到奇怪：我们的向导在黑暗中可真善于辨识方向；我们，或者说起码是我，要跟上他都很吃力。
树木终于稀少了，于是我们又到了林边。在我们的面前模糊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草原，不过也许还有田野。远处发黑的地方不知是树林还是建筑物。
突然，我听到了一种十分熟悉、匀称的粼粼声……
几乎就在这同时的一瞬间，草原上突然燃起了篝火——一处，两处，三处。
“这是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联络，”热列兹诺夫解释说，“这是同大地的联络。”
不错，在我们面前的草原上落下一架飞机……
这是一架最普通、最简单的“乌—2”式教练机，就是人们称之为“小鸭子”的那种最招人爱、最使人不能忘怀的飞机，不管我们的航空事业发展到什么地步，任何一个苏联飞行员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把它忘掉！
这一切仿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我虽是一个具有相当经验的苏联军官，我还是不能不感到吃谅……
战线已经向东移了相当远，发动机的响动无法减小，探照灯的触角不断地在空中晃动，高射炮到处皆是……可是驾驶员却一直尽管往前飞行！
我轻轻地碰了一下热列兹诺夫：“他怎么能飞过来呢？”
热列兹诺夫把驾驶员的策略讲给我听了。
驾驶员驾驶着飞机紧贴着田野，紧贴着树梢，有时差不多就是沿着地面飞行；德国人自然要在相当高的地方寻找它，他们想不到这架看不见的飞机几乎就在他们的头上一掠而过，离地面只不过几十米……
唯有苏联的飞行员能作这样的飞行！
不能不佩服这个人大胆无畏的精神。而且，这样的人也远不是少见的呢！……
斗争一刻不停，甚至在后方，在德寇的大后方也在同希特勒匪徒进行着斗争，千千万万勇敢的人都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参加了这个斗争。而如今，我也在这个斗争中站到我自己的岗位上了。
“不过我们两个人最好离这里远一些。”热列兹诺夫慎重地说，“我们快些走吧！”
他喊住了我们的向导。
“再往前我们两个人要自己走了。”他说，“请向柴普利斯同志问候！”
我们的向导很顺从地留在后面了。
我们不久就上了大道，我们顺着路边走。大约走了一公里以后，我看见了一辆汽车。我又感到很奇怪，这是我的汽车——布莱克的汽车。虽然天还黑，但我立刻就认出它来了。
热列兹诺夫在司机的位置上坐下了。
“快些，快！”他紧催我。
我坐到了他的身旁，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几棵黑黝黝的大榆树下停住了，等天亮以后，就又出发。在快进城的时候，一队党卫军巡逻兵碰到了我们。我把我的证件拿给他们看了，并且说热列兹诺夫是我的汽车司机。我们并没有引起这些家伙的怀疑，他们立即放行，于是我们就在早上十点钟左右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