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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我离开军政治部宣传处，下到九连任指导员。我原来的职务是宣传处的摄影干事，那可是既美气又自在的差事呀。讲摄影技术，我不过是个“二混子”。加上我跟宣传处的几位同志关系处得也不太好，我要求下连任职，是他们巴望不得的事。
我不多的家当，两天前就由团后勤处的卡车捎到了九连。当团里用小车送我到九连走马上任时，我随身只带着个小皮箱。皮箱里装着一条大中华烟，还有一架“YASHIKA”照像机。那架进口照像机，是我八月份回家休假时，妈妈托人给我从侨汇商店里买的。当我把公家的照像机移交之后，高兴时我还可以玩玩这“YASHIKA”。
当时，九连的驻地并不在这边防前哨，离这里少说也有千里之遥。营房也是设在阒无人迹的深山沟里。
我和梁三喜及九连的排长们第一次见了面。
梁三喜两手紧紧握着我的手，煞是激动：“欢迎你，欢迎你！王指导员入校半年多了，我们天天盼着上级派个指导员来！”
看上去，梁三喜是个‘吃粮费米、穿衣费布”的大汉，比我这一米七七的个头，少说要高出两公分。那黝黑的长方脸膛有些瘦削，带着憨气的嘴唇厚厚的，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一望便知，他是顶着满头高粱花子参军的。
他望着我：“指导员，有二十六、七岁了吧？”
我说：“咱可不是‘选青’对象，都三十一啦！”
“这么说咱俩是同岁，都是属猪的。”他笑着，“可看上去，你少说要比我小七、八岁呢！”
“连长，你也学会‘逢人减岁，遇货加钱’啦！”站在我身旁的一位排长对梁三喜说罢，又滑稽地朝我一笑，“行啦，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你俩这一对猪，今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吧！”
梁三喜忙给我介绍说：“这是咱连的滑稽演员，炮排排长！”
“靳开来，靳开来！”炮排长靳开来握着我的手，“不是啥滑稽演员，是全团挂号的牢骚大王！”
梁三喜接着把另外三位排长一一给我介绍。
外表比我老气得多的梁三喜，又诚驾地对我笑着说：“行呀，今后你吹笛儿，我捏眼儿，一文一武，咱俩配个搭挡吧！”少停，他叹口气，“咳！副连长进了教导队，副指导员因老婆住院回去探家了。这不，连里就我和这四员大将连轴转，你来了，就好了。要不然，今年我的假就休不成了！”
靳开来接上道：“连长，干脆，明天你就打休假报告，争取下个星期就走！别光给韩玉秀开空头支票了，让人家天天在家盼着你！”说罢，他转脸对我，“奶奶的，连队干部，苦行僧的干活！”
看来，我的搭挡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这，还算是对我的心思。
紧急集合号声骤起。那刷刷的脚步声告诉我，要让我“宣誓就职”了。
“同志们！”梁三喜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新来的赵指导员！”
如雷的掌声过后，队列里鸦雀无声。
我当摄影干事时曾下连拍摄过队列照片。但如此整齐的队列，我却第一次见到。四行队伍成四条笔直的一线，个个收颌挺胸，纹丝不动。连队是连长的镜子，我顿时觉得梁三喜可能是位带兵极严的连长……
“同志们，赵指导员是主动要求下到我们九连的！他从大机关里来，文化高，有水平！”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队列，与适才那轻言慢语的声调判若两人，“同志们不要有丝毫的误解，赵指导员既不是下连代职锻炼，更不是到这里来体验生活的，上级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他的行李和组织关系等等，全一锅端来了！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军人么，服从命令是天职，大家要坚决服从指导员的指挥！请指导员讲话。”
掌声又起。可爱的士兵们鼓掌也总是拿出拚刺刀的劲头！
“同志们！我……水平不高，我缺乏经验，我……愿和大家一起，把咱连的工作搞好。我……讲完了。”
我本是个侃侃而谈的人，但众目睽睽之下，我的“就职演说”却是如此简短。全连解散后，我仍觉得脸上热辣辣，心跳如鼓。柯涅楚克在《前线》一剧中塑造了一个绝妙的艺术典型客里空，眼下我在生活中正充当着客里空的角色。但我又缺乏客里空的演技——撒起谎来可以百倍认真而心不跳、脸不红。
演戏，我分明是在演戏！滑稽剧？恶作剧？还是真正的悲剧！指导员——党代表，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
有些城镇入伍的战士把参军当成“曲线就业”，我甘愿从军机关下到九连任职，玩的是“曲线调动”的鬼把戏。
我出生于军人之家。授衔时爸爸是少将，妈妈是中校。记得我上四年级时，我曾跟一位同龄的伙伴，为争论谁爸爸的官大而大动干戈：
“赵蒙生，别瞎吹，再吹你爸爸也是一个豆！俺爸爸是‘双铁轨’，四个豆！”
“‘双铁轨’顶啥用！”我反驳说，“我爸爸一个豆是金豆，是将军豆！你爸爸四个豆是银豆，是校官豆。银豆比起金豆来，差远了！”
“你瞎吹！”
“瞎吹？你回去问问你爸爸，我爸爸让他立正，他不敢稍息！”……
于是乎，拳来脚往，俺俩打得不可开交。
这事让我爸爸知道了，我挨了爸爸一顿好揍，我从来没见爸爸发那样大的火。我哭着到妈妈怀中撒娇，谁知妈妈竟也一把推开我，让我站好，严厉地训斥我：“什么官不官的，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记住，你是红军的后代，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
那阵儿，爸爸妈妈对我要求极严。他们坐的小车从来都不让我坐，我穿的衣服也是姐姐穿下来之后改做的。妈妈经常给我讲述战争年代的艰辛生活和英雄人物，还有意识地给我买些这方面的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盖达尔的《帖木尔和他的伙伴们》。读了之后，我和小伙伴们便象帖木尔那样去做好事。清晨送身残的同学上学，放学后给烈军属买粮食，大冬天到教室里帮助工友生炉子。每逢暑假，老师便带我们到郊外过夏令营。面对熊熊燃烧的营火，我们憧憬着未来，崇拜卓娅和舒拉，更崇拜董存瑞……
六五年军衔取消了。然而，用童心可以拥抱生活的岁月却变得浑浊了。
六七年我参军时，爸爸已被关押起来。几经交涉，妈妈领我见到爸爸。妈妈悄声对爸爸说：“总算有门路了，蒙生可以当兵了！”
爸爸从铁栅栏里伸出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脸：“孩子，莫哭，战士有泪不轻弹嘛。去吧，到有枪声的地方去锻炼！要记住你为啥叫蒙生，要记住你是军人的儿子！”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军。这个军是当年从山东南下过来的。军、师、团三级现任领导中，不少人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曾洒泪感激正直豪爽的军中前辈，在爸爸蒙难之时，他们念及战争岁月的生死之交，对我精心关照……
十年动乱，摧残了多少人材。权力的反复争夺，又使多少人茅塞顿开，学得“猴精”呀！人为万物之灵，极具谋求生存的本领，是适应性最强的动物。在那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中，心慈的变得狠毒，忠厚的变得狡猾，含蓄的变得外露，温存的变得狂暴……造物主催化万物的奥妙，是在一个“变”字呀！
职位再高的人也是人，人都具有可塑性。妈妈本是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不知从何时起，她已象“外交家”一样极善于周旋了。当五千年古国文明史上首屈一指的“演员”林彪摔死之后，我爸爸“华野山头黑干将”的问题澄清了，又恢复了职务。妈妈的“外交才华”，更是熠熠生辉……
妈妈的“外交内容”事无巨细，颇为繁杂。比如为老战友搞些难搞到的药品啦，补养品啦；又如哪位老同事想当候鸟，随着季节的变换要由北去南或由南去北疗养啦，妈妈便不遗余力地挂长途电活联系，把求上门来的老同事安排到称心之地……最能体现妈妈“外交才华”的是送女同胞参军。那阵儿，城里的父母们一面高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面却在为子女们苦苦寻求出路。尤其是女孩子，不管是高墙深宅的闺秀还是普通人家的千金，大都把穿上军装当做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我的姐姐是六二年凭考分进了上海军医大学的，用不着妈妈再操心。我的两个妹妹是同一天穿上军装的，我们家一下便成了“全家兵”……
有人暗中估算过，说通过我妈妈的关系穿上军装的姑娘，足能编一个“红色娘子军连”。这实再太夸张了。我了解实情，妈妈送走的女兵也就是十多个，最多能编一个“娘子军班”。
“送走几个孩子当兵犯什么法？保卫祖国是她们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妈妈常在人面前这样说，“现在北极熊到处挑衅，当兵是去准备流血牺牲的！杨家将，一齐上。打起仗来，让你们瞧瞧俺赵家的全家兵！”
我当然不再相信妈妈的话是出自内心。但我却常常为有妈妈这样的大树做为萌庇，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
然而，大也有大的难处。因我爱人柳岚上大学的事，妈妈竟遇上了难劈的柴。
七七年夏天，S军医大学来我们军招生。名额只有两个。原则上是通过推荐和考试择优录取。柳岚在军门诊部工作，妈妈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柳岚刚刚由护士提升为医助。这时，她又想上大学。于是，远在外军区的妈妈打长途电话来，把柳岚推荐上了。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位“娘子军”，柳岚考了个倒数第三，却被录取了。“娘子军”可是不好惹，一旦她们发现自己仅仅是些“陪衬角色”时，她们联名写信到处揭发，说柳岚提医助就是走的关系，这次上大学又走后门。什么“这次招生根本不是才华与智慧的选拔，而是权力与地位的竞争”，言辞尖刻得很。有人提出要组成联合调查组，揭开这次招生的内幕，坚决把柳岚追回来……
妈妈接到我的告急电话之后，象基辛格往返中东搞穿梭外交那样，火速赶到军里。
听我说明事态后，妈妈显得有点紧张，转眼便神态自若。她带着我，先后看望了爸爸的两位老部下。
“……老干部活到今天容易吗？是不是有人嫌我和蒙生他爸挨斗挨得还不狠，受罪受得还不够？是不是军里有人生个法子想整我们？群众有情绪，可以开导教育吆。柳岚的事我是不管，你们看着办！”临别，妈妈朝对方笑了笑，“哎，忘了对您说了。您那老三在我们军区司令部干得很出色呐，群众威信蛮高唻。听说快提副科长了。”
妈妈对爸爸的另一位老部下说：“……柳岚考试分数是低了点，那还不是十年动乱造成的！她爸妈都是地方干部，前些年受的罪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正因为柳岚文化差，才更应该让她上大学深造吆！不然，没有过硬的技术，怎能让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活，你们当领导的得出面给同志们解释呀。”临别，妈妈握着对方的手，“呃，忘了跟您报喜了。您那四丫头在我们总院内二科，根本不用人操心，全凭自己干得好，前几天已入党了。对了，她可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事，我这当大姨的是得给你们老俩口分点忧哪。放心，你们放心。”
一切都在谈笑之间。既不象低级说客那样赤裸裸地进行交易，更不象小商贩那样为头高头低去煞费苦心地拨弄秤砣。然而，我却深悉妈妈话中的潜台词：“外交关系”按惯例都是对等的，看来无往非礼也！
柳岚的事总算平息下去了。
前两年要不是活动和等待柳岚提升医助，我和她早就调回爸妈身边去了。当柳岚上大学之后，我的调动便列入了妈妈的“议事日程”。
谁知这时，人称“雷神爷”的雷军长在十年靠边站之后，又重新回到军里任军长了！
对他的到任，我曾喜出望外。因为妈妈给我讲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曾拚死救过“雷神爷”的命。现在只要你“雷神爷”点个头，我赵蒙生可以大摇大摆地调回去！
哪知“雷神爷”一到军里，便电闪雷鸣，嘁哩喀喳，又是搞党委整风，又是抓机关整顿，那架势，即使是亲娘老子他也不买你的帐！
团以下干部跨军区调动，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甚至是没有的事。可这些年，战士跨军区调动也不是奇闻了。按说，连职干部的跨军区调动，也是需要通过军区干部部的。可某些单位为了给某些人以方便，连职干部从师里便可直接调往外军区。这当然是违犯规定的。鉴于这种情况，有人在电话上给我妈妈出点子，说我要想调回去，得赶紧离开军机关，躲开“雷神爷”，千万不能在“雷神爷”眼皮底下干这种事！
干部处的花名册告诉我，这九连的指导员是空位。于是，通过关系，我便冠冕堂皇地来上任了。
这一切，连长梁三喜还蒙在鼓里呢！
吃过午饭，他领我围着营房到处转，看了连队的菜地、猪圈、豆腐房。边看他边给我当解说员。当他安排完下午各排的训练课目后，又回到连部给我介绍整个连队的思想状况……
他真的把我当成来九连扎根的指导员了！我俩面对面坐着，他轻言慢语地说，我装模做样地在小本上记……
不过，客里空的角色很难扮演，我真不知道这“曲线调动”的戏该怎样收场！
2
熄灯号响了。我和梁三喜隔着一张办公桌，各自躺在自己的铺上。
他告诉我：明天是星期二，早操课目是“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还说我乍从机关来到连队，怕一时难适应紧张的生活，他让我越野时只带上手枪就行，背包啥的就不必带了……
九连执行全训任务，是全团军事训练的先行连。步兵全训连队，往往比搞生产和打坑道的连队更艰苦，更消耗体力。对此，我当时既不甚了解，也没有吃大苦的思想准备。
我睡得正酣，猛觉有人在晃动我。听声是梁三喜：“指导员，快，吹号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懵懵懂懂摸过军装穿上。想打背包也谈不上了，我连衣服扣儿都没顾上扣，提起手枪就窜出连部。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自认为动作也够麻利的了。可赶到集合点一看，梁三喜早已带着披挂整齐的战士们，象一队穿山虎一样嗖嗖远去了……
“指导员，连长让我留下等你。”说话还带着又尖又嫩的童音的司号员金小柱，边跑边不时回头呼唤我，“指导员，我认识路，快！”
启明星还没隐去，眼前黑魆魆的。蜿蜒山道，崎岖不平，看不清哪处高，哪处低。跑着跑着，我脚下打了个滑，一头摔倒了。全副武装的小金，不得不折回身来捡起我……
我在军机关里散漫邋遢是是挂了号的。我天天早晨睡懒觉，有人开玩笑说我是政治部里的“一号卧龙”。我从来赶不上在机关食堂里吃早餐。柳岚从营养学的角度多次对我说，早饭特别重要。我也曾研究过人体每天需要多少热量，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体内缺乏营养。每天睡足之后爬起来，先来一杯浓浓的橘子汁，再来两块美味巧克力或蛋糕啥的……咳！我“一号卧龙”啥时吃过眼前这种苦！不过，为了装装样子，我得咬紧牙关坚持一番……
当我跟在司号员小金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到一架大山的半腰，离山顶还有一大截子路时，梁三喜已带着全连返回来了。
他在我面前停下，轻声对我说：“比上次越野，又提前了两分多钟到达山顶。”
骸汗水已浸得我眼也睁不开。我抬起右臂用袖子抹了下脸，发现他携带着背包、挎包、手枪、水壶、小铁锹、指挥旗、望远镜等全副装备；另外，身上还挂着两支步枪，肩上还扛着一架八二无后坐力炮筒。
想不到这“瘦骆驼”样的连长，真能“驮”！
这时，三个掉队的战士赶到他身边，很难为情地把该属于他们携带的铁家伙，从连长身上取走了。
全连一个个都象刚从河里捞出来一般。梁三喜让炮排长靳开来头前带队，他和我走在队伍的后面。
“别着急，慢慢就适应了。”他谦和地对我说，“人么，总是各有特长。今后，军事训练方面我多抓些，你集中精力抓思想方面的工作。”
看来，他是个很能宽容人的人。
“行。”我有点受感动，点头答应着。
我身上仅带着一支手枪，返回连队途中，却直觉得双腿象灌满了铅，身子象散了架。出现了低血糖症状，热量已消耗殆尽。
后来，我精确计算过，在全副武装越野时，连里步兵班战士的负重尚不值得惊叹，八二无后坐力炮班的战士，每人负重是八十九斤！他们如牛负重，还得象战马一样火速驰骋，拚命冲杀呀……
在我下连之前，连里已进行了两周时间的轻武器射击预习。按规定，连里的干部也要参加射击考核，并须掌握本连的各种武器。
我既怕打得太差丢人现眼，也想过一次“枪瘾”，便耐着性子和战士们一起，胸贴大地背朝天，苦苦地熬了三天。
星期五这天，第三季度轻武器精度射击考核开始了。
梁三喜第一个上阵，取得了“全优”成绩。然而，战士们谁也没有感到惊讶。看来，这是连长的拿手戏，大家早巳多次目睹。
我过去喜欢拨弄手枪，那不过是玩新鲜。眼下却使我没丢大丑。手枪射击我“猎”了个良好，除了轻机枪射击不及格，别的都及格了。
梁三喜脸上漾着笑：“指导员，你还行哩！就预习了三天，不错，打得还算不错！”
接着，从一排开始逐班进行考核。一班、二班打得很理想。临到三班打靶时，战士段雨国9发子弹，只打了17环……
讲到这，赵蒙生转脸对段雨国：“喂，小段，你当时是个啥形象，你自己塑造一下吧。”
段雨国朝我笑了笑，说：“说起我当时的形象，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是从厦门市入伍的，爸爸是工艺品外贸公司的经理，妈妈也在外事口工作。我当时哪能吃得了连队生活的苦哇！因我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便自命是连里的才子。甚至还曾妄想要当中国的雨果。我当时尤其看不起从农村入伍的兵，说他们身上压根没有半个艺术细胞，全身都是地瓜干子味。结果，大家便给满身‘洋味’的我起了个绰号——‘艺术细胞’。连里所有的人都不在我眼里。一次，王指导员给全连上政治课，我在下面听我的袖珍收音机，使课堂骚动不安。王指导员让我站起来，命令我关死收音机。我当即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得更大，并油腔滑调地说：‘听，这是中央台，是党中央的伟大声音！怎么，不比你指导员那套节目厉害得多吗？’……仅此一事，您就能想象出我当时是个啥德行！好啦，在这个故事中，我是一个很次要的小角色，还是让教导员接下去对您讲吧。”
赵蒙生淡淡一笑，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