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走出《高山下的花环》

    


    人物:李存葆

    籍贯:山东五莲

    现住址:北京、济南

    职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这是一次漫长而短暂的采访。说它漫长,是因为从最初的见面到最后的成稿,足足拖了一个多月时间;说它短暂,是因为那一次的面对面采访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录音笔上显示的时间是“11分01秒”,比他之前在电话里承诺的“5分钟”已经超出了一倍多。

    他,就是李存葆。

    一个不爱炒作的作家

    也许有人不知道李存葆,但很少有人不知道《高山下的花环》。当然,80后和90后除外。

    上映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让无数中国人知道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也捧红了后来的中国影坛第一位白面小生唐国强,而这部在当时和后来许多年都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就改编自李存葆的同名小说。

    今年5月的一天,听说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李存葆要从北京来淄博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记者匆忙前往淄博会合。采访前得知,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上卸任后,时间上相对宽松的李存葆虽然每年仍有一半时间呆在北京,但也有一半时间会住在济南,心里窃喜,还以为这回总算有了充裕的采访时间和机会,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他依然很忙,前一天晚上刚从北京抵达淄博,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北京,逗留在山东境内的时间竟不到20个小时。

    “一定得采访我吗?我恐怕没什么时间。”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颇为急切。尽管最后迫于无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请求,见面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今天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

    “我的口齿不太清楚,说话怕你听不清楚。“太忙”的客观理由之外,李存葆这样解释自己拒绝采访的原因。祖籍山东五莲的他18岁参军离开家乡,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乡音,不仔细听有时的确不太容易辨别。然而这些其实都非问题的根源。记者后来得知,这些年来,对待媒体的访问,他的态度向来都是能推就推、能免则免,身为作家,他仿佛毫不在乎自己可能会因此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凤凰台找我三次了,要采访,谈我的散文,我都拒绝了。”他说。

    对于名和利的淡然或许与他早年受盛名所累有关:小说《高山下的花环》1982年问世,1985年被搬上银幕,其间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个剧团将其改编成各种剧目上演,至少有9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小说单行本,最热时每天加印180万册……身为小说的作者,李存葆一夜成名,各种邀请、访问等等纷至沓来,他的正常生活被打乱了。

    “其时(注:1985年,李存葆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李存葆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以致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业。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有如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我和他的两位室友也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啊……”许多年以后,李存葆的同班同学、舍友朱向前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文章不能靠炒作,还是想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写点东西为好。”李存葆这样认为。

    一个作家的回归之路

    作家李存葆的人生,至少经历过两次重要“回归”:一次是身份上的,从军人回到作家;另一次则是创作上的,从小说回到散文。

    高大、黝黑、身材挺拔、声音洪亮……尽管那一次唯一的见面时间甚短,作品研讨会上他也是来去匆匆,但李存葆还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形上,他几乎能满足人们对“山东大汉”的一切想象;在气质上,他也颇为符合一个“军旅作家”的身份——或许是拜多年军旅生涯所赐,62岁的他至今仍满头乌发、身板挺拔、不怒而威,军人气质十足。

    1964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济南军区文工团编导、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官至少将,在部队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李存葆,却仿佛更中意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作家。“从2003年起,我就不再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了,基本回归作家队伍。”李存葆说。

    “回归作家队伍”,李存葆这样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而他的一位友人则透露,自1996年李存葆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和学报工作以后,公务繁忙的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文学创作,也因此,多年来他几乎没过过一个双休日和节假日。用朋友的话说:“在家一写就是一整天,好不容易在路上遇见了,也是一副蓬头垢面、行色匆匆的形象。”

    从“军人”回归“作家”,如果说身份上的转变让李存葆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创作时间,为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创造了条件,那么,他的另外一次“回归”的意义和影响也许要更为重大和深远:当年以小说一举成名的他,却在1995年后走上了另一条创作道路——散文。从他最近十余年的创作来看,“散文家”显然要比“小说家”更为适合。

    “散文在篇幅上比小说短,更适合利用节假日来完成。而且一个作家也不能总是用一个调子歌唱,读者听长了会烦的,必须要敢于尝试、求新求变。”李存葆解释着自己从小说转型散文的初衷,然而,“太忙”只是他改弦易辙的由头,根本却在于“社会太复杂了,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现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常常是闻所未闻,我也像当今的许多中学生、大学生一样,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谦称:“既然近距离看生活往往看不透,那我就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吧。这样写作能使我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

    一个文人的传统情结

    9万多字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只写了12天就完稿了,而且整部作品一气呵成,交给编辑时连底稿都没留——他压根儿就没给自己留修改的余地;而写一篇三四万字的散文,他却动辄要花上20天到一个多月时间——坚持只用纸、笔来创作散文的他,通常每天只能写千把字,完稿后还要多次修改,其认真程度简直可以用“字斟句酌”和“殚精竭虑”来形容。如此“严苛”的标准,也难怪他从事散文创作十余年,迄今为止却只写出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单从作品数量上看,的确不够“高产”。

    “散文的确写得慢些。”李存葆并不否认,但是很显然,他也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量少吗?我不这么认为。对作品来说,总产量固然重要,单产量更为重要。而一个散文家,能有一两篇作品为后人称道,就不错了。”

    “写点能让人记住的散文”,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往往一篇看上去只有万余字的散文,背后却花费李存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记者了解到,那篇在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甚至被称为“可以当作论文来读”的散文《永难凋谢的罂粟花》,不仅动用了李存葆多年阅读明史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动笔前他还特意跑去阅读了大量前人、学者们研究《金瓶梅》的著作文章。成稿之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找来一位教古典文学的老师,专门为自己把关、挑错,“严谨”程度可想而知。

    “我的散文不是休闲散文,很难让人们茶余饭后看罢一笑,我是想让一些文化人灯下把玩和思考的。散文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李存葆如是说,言谈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心怀天下”“积极入世”的情怀表露无疑。

    读李存葆的文字,永远不可能看到无病呻吟的小资论调,也不可能产生吟风弄月的闲适之情,恰恰相反,字里行间充斥着的,都是作家一腔深沉真挚的情感,是一个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现实、对于历史、对于人性、对于自然、对于社会的深沉思索。在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齐鲁大地出生、长大,18岁参军入伍,40余年戎马生涯,如果说后者给予了李存葆足够的阳刚之气,足以消弭一个文人可能予人的“文弱阴柔”的印象,那么前者,给予李存葆的则是一分深入骨髓、浓得化不开的入世情怀。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李存葆说。尽管采访时间匆匆,第二天就要赶回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文艺界“抗震救灾”捐款晚会,自称“对山东、山东人最为熟悉”的李存葆,交谈间还是忍不住谈起了自己对“山东精神”的理解:“山东人历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沂蒙山又是革命老区,从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凡事不肯落在人后的习惯。这些性格特点,从这次抗震救灾中山东的表现就能看出来……”

    (齐鲁晚报记者仲爱梅2008-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