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大一会儿,祝同康就接到好几个电话,全是车间的支部书记们询问党委对刘思佳卖煎饼的态度,报告职工对这件事的反应。刘思佳呀刘思佳,他又一次搅动了整个钢厂……

    多年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向是善于知人的祝同康,越来越感到难于适应自己的工作了,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不可捉摸和难于驾驭了。职工的阶级成分比过去简单得多了,纯洁得多了,可是思想却十倍、百倍的复杂了,甚至可以说复杂到混乱的地步。他拼命想去了解,想摸索出一条新的规律,可是办不到。职工长了工资,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他做工厂的党委书记快二十年了,像一位把教科书完全吞到肚里的老教员,这一职务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了,现在他背上没有剑,头上没有鞭子,地位也巩固了。可是只有他自己的心里才知道,他工作得非常艰难,并不能胜任所担当的职务。像刘思佳这样一些毫不起眼的小青年,几乎成了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刘思佳真的就是为了多捞几个钱?难道他还会缺钱花吗?谁不知道两年前他就成了钢厂的第一个"七机部长"(家有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照相机、洗衣机、袖珍计算器、电冰箱);他第一个戴起了太阳镜,当有第二个人戴上这种眼镜的时候,他就不再戴了;他第一个穿起了喇叭裤,当穿喇叭裤成风以后,他就决不再穿这种裤子了,有时穿一身中山服,有时穿一身西装,打上领带,一派学者风度。现在他又多像个开煎饼铺的小掌柜。这家伙装什么像什么,是个使祝同康感到头痛的怪物。钢厂的小青年们,尤其是爱漂亮、赶时髦的青年男女,对刘思佳佩服得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他在青年中说一句话,比团委书记的话还顶用,可他从来不说给团委书记撑台的话,倒阴阳怪气地尽说一些拆台的话。但他不犯大错误,更不触犯法律,专会在制度上、政策上钻空子,要想整他很难下手。保卫处就曾怀疑他是一个流氓盗窃集团的头子,不然他这个三级工,怎么会有钱置办"七机"?而且像何顺那种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的人,保卫处、派出所管不了他,却甘心情愿受刘思佳的整治,刘思佳如果不是个手段高强的大流氓,怎么会治得了何顺这样的小流氓?而且刘思佳又比何顺阴险狡猾许多倍,以前何顺经常因打架被派出所拘留,自从他跟上了刘思佳,流氓习性未见改变,可是公安部门再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说明他学灵了。这是变好了一点呢?还是变得更坏了呢?使他发生这种变化的刘思佳是阴险狡猾呢?还是另有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因素?保卫处顺理成章地都往坏处去想了,但是从旁边对刘思佳调查了个底儿掉,没有找出任何破绽,他和哪一个流氓盗窃集团都没有关系。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像是一个正经的好人,可是又抓不住他办坏事的把柄,他在钢厂的领导者眼里变得无法理解了。在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对手面前,祝同康显得软弱和无能为力。

    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工人,竟会成为党委书记的对手。这个事实本身就使祝同康觉得很不光彩,无论是级别、地位、权力、经验、年龄,从哪一方面讲刘思佳都不应该是祝同康的对手,可偏偏是这两个表面看来相差悬殊的人,构成了一对几乎是实力相当的矛盾。刘思佳卖煎饼震动了全厂,祝同康的哪一次讲话,哪一件决定会引起如此的轰动呢?而且刘思佳这一手足可以使祝同康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早就听说工人中有偷偷摸摸做生意的,有的人是利用业余时间干,也有的人请事假、泡病假,甚至不惜旷工去干,因为倒买倒卖总比在钢厂上班挣钱快。旷工一个星期,少拿六天的工资,赚的钱却比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这笔账谁都算得过来。这是犯法的吗?在过去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现在,领导者们实在不愿管这种事,老实说也管不过来,整个工厂的饭碗还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讨呢!如果有一笔大买卖,每月可以赚五十万元够给全厂职工开工资的,他党委书记说不定也去干哩。经济规律不可抗拒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祝同康一时还不适应这种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式,对这种随便经营讨便宜的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民不举,官不究。思想上的软弱和怯懦是一个领导干部致命的弱点,它会使自己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处处陷于被动。今天刘思佳这一手使祝同康再也不能打马虎眼了,刘思佳在全厂职工的眼皮底下,打着白伞,播放着乐曲,开起了煎饼铺。祝同康觉得刘思佳这是在向自己挑战,向党委挑战,一股恼怒的感情在心里膨胀起来,但是他又倾尽全力压抑着、克制着这股心灵深处即将掀起的风暴。因为刘思佳不怕他发脾气,甚至还想逗起他的火气。小青年逃逗老头子,取笑干部,这在当前是常有的。刘思佳知道单就卖煎饼这件事祝同康并不敢处分他,他有的是道理,甚至可以咬扯上很多人,或许其中还有厂部的领导干部,使祝同康骑虎难下,进不得也退不得,现在的青年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祝同康该怎么办?不管吧,等于承认刘思佳卖煎饼是合法的,倘若别人也学起他的样子,那岂不真是乱套了。更重要的是在全厂职工面前党委书记又输了一招,等于公开承认党委的束手无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要管,可是怎样管呢?

    祝同康拿起电话要通了正门传达室:

    "你是谁?老张吗,你到门外看看,汽车队刘思佳卖煎饼收摊了吗?"

    "收摊了,打上班铃的时候他们正好走进厂门口。"

    工作时间做生意,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刘思佳是不会把这个把柄送给祝同康的。这个家伙又精又滑,善讲歪理,祝同康在心里对这样的青年人是有点发怵的,但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有一次他到汽车运输队去,何顺刚从外单位调来不久,不认识自己的党委书记,反而把祝同康当成了蹬三轮车的老大爷,拿他取笑着玩:"老大爷,你那三个轱辘的还想跟我们四个轱辘的抢买卖?"

    运输队队长田国福在旁边看见自己的司机取笑党委书记,这简直是给自己惹祸,脸立刻变了颜色:"何顺,你别嬉皮笑脸,没大没小的,这是祝书记!"

    祝同康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

    刘思佳走过来,脸上笑模悠悠,话一出嘴更是蔫坏损:"老田,何顺把老祝当成蹬三轮的,是对党委书记最好的表扬,说明他像老工人一样朴实和平易近人。老祝同志,我的话有道理吧?"

    祝同康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他是个严肃而正派的人,不习惯于油腔滑调,更不习惯一个工人用这种腔调同他说话。别人可以指责他窝囊,缺少勇武果断的领导者气魄,前些年以软、散、懒区分干部的时候,他是被划在第一类的。但是上下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好人,这许多年变化无常的政治风云并未扭曲他做人的正直形象,多年掌管权力也并未被权力毒化了灵魂,对职工有长者的风度。也许正因为如此,刘思佳才敢这样随便地和他讲话,这使祝同康感到不舒服。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把各种各样的人一律都看成是相同的人,至于人身上的那些附加物,诸如金钱、地位、权力等等,全不放在他们眼里,跟任何人说话都是一样的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祝同康不能容忍这一点,尽管他也不主张把人分成等级。然而,当他听到,刘思佳像对待一个工友那样称他为"老祝",而不是"祝书记"时,他无论如何不能高兴,但他能够隐忍着不表露出来。更有甚者是刘思佳对他的队长田国福的态度。

    刘思佳转过身,一只胳膊亲热地勾住田国福的肩膀头,这个二十几岁的司机拍着他五十岁的领导的肩膀说:"老田,你今天扮的这个角色可不够露脸,平时你跟司机们称兄道弟,吃吃喝喝,什么事也不管,由着大家的性子干。在领导跟前你翻脸不认人,装模作样,这多恶心。祝头是个正统的老干部,不会吃你这一套……"

    他装得像说悄悄话的样子,可是调门很高,祝同康全听到了,也许刘思佳成心让他听到。田国福气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光是"你,你……"的说不出话来。祝同康为了不使自己的部下更难堪,只好装做没听见。

    刘思佳凭什么竟敢居高临下地取笑领导,而领导为什么不敢居高临下地管教他呢?

    祝同康又抄起电话拨通了汽车队,半天没有人接电话,他不得不叫秘书立刻把汽车队的领导找来。

    秘书问他:"叫队长来,还是叫副队长来?"

    队长田国福不大管事,刘思佳也不服他,叫他来没有什么用。副队长解净是个女孩子,刚去车队时间不长,她就能管得了刘思佳吗?祝同康犹犹豫豫地说:"叫解净来一趟吧。"

    秘书知道祝同康心里为什么犯难,这位书记脾气很好,没有架子,工作人员喜欢向他反映情况,给他进言:"祝书记,听说小解也跟刘思佳那一伙司机关系不正常。"

    祝同康心里一激灵:"嗯?怎么个不正常?"

    "她刚一去的时候,他们整她,现在她也跟他们要好了,抽烟喝酒,穿衣打扮也都在学他们那一套。"

    "什么?小解学会了抽烟喝酒?不,这不可能,叫她立刻上我这儿来!"祝同康扫一眼办公桌上的一大沓文件,他没有心思看,也没有心思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两只耳朵又痒起来了,他一着急生气,两个耳朵就奇痒难挨,西医说是神经的毛病,中医说是上火,气生火,火串到耳朵上。当领导不可能不生气,看来他这个耳痒的毛病得一直带到退休的那一天了。他掏出火柴棍挖着,挖完了这边挖那边。

    如果真像秘书说的解净也变了,这对祝同康的打击比刘思佳卖煎饼还要严重。刘思佳无论出什么问题只能使他恼火,而不会伤心,他同这个青年人在私人感情上没有任何联系。解净就不一样了,如果她出了问题,他会非常难过,感到无限惋惜。解净是他发现的,并经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她难道会和刘思佳站到一起?

    祝同康把头靠在沙发背上,稀疏而雪白的头发垂下来,露出了光滑而柔嫩的头顶。他吸着烟,眯起眼,烟雾围绕着他雪峰般的头颅盘绕。就是在这张沙发上,他和解净谈过多少次。作为一个老年人,一个多年做党的工作的干部,和这样的女孩子谈心,真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她思想纯洁到不能再纯洁了,就像一个透明的物体,从里到外一切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能够把自己一切最隐秘的思想活动都和盘托出来,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多么可贵。她可以每天向党组织交一份思想汇报,而且那不是为了献媚讨好,不是单纯向组织表示靠拢的形式。她的每一份思想汇报都是真诚的思想检查。在她的眼里,党委书记就是党,就是给了她政治生命的父亲。她对政治生命比对自己的肉体更重要。那天她宣誓入党回来,哭了,哭得非常真诚,有感激,有惭愧。党在她的心里是那样崇高,那样伟大,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容易地就成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员。她这样两手空空地走进来,好像对不起党,亵渎了党的尊严。他摸着她的头,眼睛发潮,他对党也有过这种感情。她单纯得令人感动,令人起敬,任何人和她在一起,都会从她身上照出自己心里的肮脏,看见自己身上的市侩习气,不自觉地想变得好一点。祝同康不止一次地感叹过,如果人人都像她这样,世界就有救了。可是他又担心,过分的单纯会使她吃亏,甚至是吃大亏。他愿意她永远保持一个纯洁的灵魂,但从爱护她的角度出发,他又希望她快点复杂起来,快点认识这个世界和人生,因为太单纯的灵魂只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却有害无益。他的身分又妨碍他能如实地把世界真正的面目告诉她。再说他也不愿意伤害她心灵里对党怀有的那种美好的感情。她也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成熟,什么是圆滑?人变得成熟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又圆又滑了?他的解答连自己都不满意。他终于长时间地在她面前扮演了党的化身的形象,像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处处保护着她,把她由秘书提拔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始终没有让她离开自己的身边。在他眼里,解净是个德才兼备,最标准、最理想的好姑娘。"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是老干部,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解净是"文革牌"的新干部,而且是摇笔杆搞宣传的,由接班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处处吃白眼。她脸上的那种纯真可爱的笑容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她突然长大了十岁,一下子成熟了。她主动要求下车间去当工人。祝同康一再安慰她,说她不是"双突"干部,和"四人帮"也没有联系,决不会撤掉她的职务。她以前单纯得厉害,现在又固执得可怕。祝同康怕她神经上出毛病,最后答应了。但考虑到她对车间的生产不大熟悉,到基层去也会受罪,就把她派到汽车运输队,反正就是管五十多辆汽车,装货卸货呗。祝同康原想叫她当副支书,她死活不当政工干部。小小年纪,本来是吃政治饭的,一下子反而对搞政治伤透心了,汽车队的队长田国福又不大得力,祝同康就同意派解净去当了副队长。现在看这一招是对呢,还是错?祝同康有些懊悔,一个女孩子怎么改造得了汽车队,把她派到那样一个嘎碴子、琉璃球聚集的地方,岂不是把她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