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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工队是小说中那个样不是影视中那个样

作者:  来源:  发布者:sunflower   发布时间:2010-04-10


  相关连环画阅读:《敌后武工队》(天津美术出版社 1973年)

  大概受西方敢死队题材影视的影响,改编自冯志《敌后武工队》的影视接二连三地投拍。可影视中所表现的武工队,却全不是原著小说所纪录的抗战时华北敌后的武工队,而是编导们根据自己对西方特种部队的盲目崇拜与对枪战大片的模仿加上自己的臆想制造出来的武工队。
  
  为什么呢?
  
  先说一说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最早是中共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无聊编导们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所以这里便只说抗战最艰苦阶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队。
  
  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参谋长、区队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这是只有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是和编导们的臆想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渗透的方式与对渗透结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队开展渗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国人最擅长的拉关系,绝对的中国特色。这也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决定的。敌占区内,建有各级伪政权组织,在以华制华的原则下,就产生了大量的伪军伪政权人员。但这些伪官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有奶便是娘,混饭吃而已。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老婆孩子父母亲也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不禁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而这,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了。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锄奸了。西方特种部队也是有刺杀任务的,这一点武工队与他们相比总的来说并没有不同。但其具体手段,仍有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武工队的锄奸手段,却与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组织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组织有着某种相似。比如有些特别牛的武工队,往往能够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往往能够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往往能够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往往对仍在逍遥作恶的汉奸判处死刑,并张贴布告写明五日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所有这些,充满中国传统特色,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中发现共同点,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练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班排长中精挑细选的。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会不会做敌军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最低限度你得会写标语传单,你得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影视作品里模仿西方枪战片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硬拚血战的场面,基本是不存在的。.
  
  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德国造盒子炮,长枪则既有马枪,也有卸掉枪托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武工队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捕你绑你吗。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象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而实际上,虽然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经常要应对的,只是他们绝对不会恋战,更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对打。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从四二年秋组建,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进出保定天津城内,创造出惊人战绩,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要是象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第三,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基层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层。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伪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市长省长。似乎只有这样拍,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公馆、宴会、洋车、洋楼的奢侈豪华,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戏子们的嗲声嗲气,才能得到较高的收视率,才能让自己的口水满意地流出来。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垅里在地道里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上,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中共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其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历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在冯志小说原著中,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造而独独不喜欢尊重历史却又打着弘扬历史主旋律牌子的编导们给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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