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铜钮扣，一颗普通的铜钮扣——它就是我亲眼见过并且参与了的那些罕有的悲惨事件留给我的纪念品……
我一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起这颗铜钮扣，在我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女人的面貌，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中是不常见的。
在我认识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这个异乎寻常的女人的时候，发生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特别是根据一般的审美观点来看，她的脸型很不周正．身姿也远不是很理想的。虽说有些男人喜欢同她接近，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能维持她对他们的好感……
请设想一个比中等身材还稍高些的褐发女人，一张椭圆形的面孔，高高的，甚至象男人那样的脑门儿，两只象蒙古人的那种眼睛，仿佛呈现着灰色，但有时，特别是当她激动的时候，就变得娇绿，不仅如此，这两只眼睛还总是冷闪闪的。而且，如果说她的上半部面孔有点儿象男人，那么，她的下半部面孔可就完全是女人型的了。她的鼻子和她那副椭圆形的面孔很不协调，要说她是翻鼻孔还有些过火，可是要说是个露孔的鼻子那显然是不够的，下显得太小，线条柔和，倒很象一个妙龄女郎。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她那两片嘴唇，有时象孩子般的嘴唇那样肥满鲜红，有时变得凶狠起来，却显得又窄又白，就如同白垩。她的耳朵比一般妇女的耳朵要大，她的面颊上只是偶尔出现红晕。梳得光滑的头发只在鬃角儿上打几个小卷儿，她那两只小胳臂显得异常脆弱，但是两条腿却异常健壮，一看就知道肌肉发达，活象个经过长期锻炼的职业运动员。
不过，要叫别人来看，这个女人的外貌有很多地方完全可能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再重复一句：我们是在一种异常特别的情况下遇到的，所以我觉得仿佛她的外貌和一般的人也有所不同……暂时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吧。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外形和精神面貌，在活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展现出来的。她是个奇怪的女人，而且我也不怕有人指责我爱用传奇的术语，我要说，她是个面目狰狞的女人。
在她的外表上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她的面孔和体形上有那么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不对称之处。
在谈话的时候她用一只耳朵听着对方的话，却仿佛用另一只耳朵去听一种别人听不到、只有她自己理解的那种自然界的音乐，如果她用一只眼睛凝视着谈话的对方，她就仿佛用另一只眼睛去搜索对方的背后；如果她用右手抚摸着对方的手，那么，她的左手这时就可能在手提囊或是皮手笼里摸索着小巧精制的手枪，准备转眼间射杀谈话的对方。
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不过，为了把一切都交代清楚，那还应当事先把我自己也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是军官，是一个参谋人员；在开战的前几个月我到了恰好座落在东西欧假定分界线上的一座古老的大城市——至于这条分界线．那它是那些无聊的欧洲政治家不怀好意杜撰出来的。
我到这个城市出差的任务具有极其机密的性质。在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我不多罗嗦，只说一点，我出差的目的就是去研究一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敌人侵入我国西北部领土，战场将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配备某些特种部队。
我出差到的这个城市人声嗜杂，异常热闹，居民很多，形形色色。古老的衔区掺杂着高大的楼房区。我常常看到一些还没有消灭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同时，我也看到了那里好多既使我觉得奇怪，又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
不过，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保守秘密了——这个城市就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当时拉脱维亚才刚刚宣布为苏维埃共和国。
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住在一家私人住宅，一个大机械工厂的工人家里。他是一个老党员，党性很强，远在革命进行地下活动的困难时期就经受过考验。我在他家里独自占用一个房间，我自己既有开大门的钥匙也有开自己房间的钥匙，所以很少打搅他们家里的人。我在这里离群索居，仿佛住在暗处，这样的地方是在任何旅馆里都很难找到的，而且，生活在自己人家里既不用担心不速之客，也不必怕那喜欢寻根问底的女仆来察看……
我从头讲，从我初次碰见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讲起。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一个夜晚我从我的首长同志那里走回家来——我有时要到他那里汇报我的工作进行的情况。当时已经是六月将尽的时候，连日来天气十分干燥。我从我们的军事机关那座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出来之后就往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走去，我顺着下坡路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了道加瓦河那宽阔的沿河大街—一我是非常喜欢这条街的。
波罗的海沿岸的夏天异常温和，走在街上，我仿佛象钻进了从河里和那湿漉漉的树丛中散发出来的惬意的香气当中……
时间已经很晚，因此街上显得很空旷。我穿着便服，外面是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帽子也是深灰色，在黑暗中我一定是融合到沿河街上那道花岗石的高大房墙一起了。
突然起了一阵风，河上映吹来一股冷气，我冷得打了个寒噤，甚至竟想竖起我的大衣领子来。
这时，身后突然有人低声叫道：“喂，喂，同志！”
我转过身去。在我身后，那宽阔的人行道中间站着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她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浅色外衣，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的左胳臂肘夹着一个在当时很流行的女人用的大手囊，头上戴着一顶很普通、很不时髦的小檐儿女帽，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规矩、很体面的女人。
“对不住，我耽误了您。”她说，虽说她俄语讲的还不错，但也有些外国口音，“我想求您一件事……但愿您不至于拒绝……”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向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恳求您送我走到沿河街的尽头，”她接下去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虽然……”
我也确实觉得送她到沿河街的尽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她那个“虽然”的意思是直到我们走了十分钟之后我才了解的。
这个女人看来并不象个胆小无知的女人，不过，女人总好想些奇怪的事情。我这样想罢，就默默地把胳臂伸给了她，没有把她的请求看成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我们顺着那些静悄悄的房子走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房子突然显得严峻、冷漠起来了。我的这个女伴默不作声．而我更是不想问些什么去打搅她。当时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河水在远处闪动着。天上闪烁着暗淡的星光。再远些，道加瓦河对岸的一些街道上有模糊的灯光变幻着。
突然，在寂静中响起了汽车轮胎飞驶在石路上的籁籁声。我转过身去看了一眼。从远处向我们这里驶来了一辆汽车。看来，这辆汽车的牌子一定不坏，因为它开近来的时候异常轻快，转眼之间它的灯光就照得我眼睛发花了。
可是，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我的那个奇怪的女伴一下子就把我向她搬了过去，使我背对着马路了，她紧靠着我，并把我的头搬向她的脸，就把嘴唇紧紧地贴在我的嘴唇上了。
在她吻我的这一瞬间，我听到汽车开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放慢了速度，车门开了一下，马上又砰地一声关上了，当我推开这个奇怪的女人以后，汽车已经开过去老远，我只看到了车身后面一闪一闪的红灯，仿佛象一个信号，报告了刚才发生并且已经消逝了的危险。
我大概没有掩饰住吃惊的神情，并且一定是用惊诧的眼神望着我的女伴了，因为她微笑了一下，抚摸着我的袖口说：“您真可爱，我要能爱上您有多好啊。”她撤娇地说，但她马上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您可别为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永远不会爱上您。”
可是，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在这只有模糊的沙沙声和某种微弱响动的寂静的夏夜里，又响起了尖细刺耳，我要说，甚至是一种很悦耳的哨声，很象警笛。
我连转身都没有来得及。
我的女伴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臂，推我靠在墙上，就用象男人一样有力的手使劲往下压我的头……
我突然本能地感到，马上就会有人向我开枪……
但是没有，我并没有听到枪声。
不过，我却清楚地感觉到了身旁的空气急剧地处动了一下，就仿沸象一只看不见的大鸟从我的头上一掠而过，它的翅膀几乎都碰到了我……
哨声突然中断了，枪声并没有随之而来。但是，我仍然觉得，在这种奇妙的环境里，我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一些无形的猎人正在迫捕着我。
过了一会儿，当我的女伴把她的手缩回去以后，我才转过身来，瞧了瞧那笼罩着这条空旷的沿河大街的朦胧夜幕。
我觉得在远处，在那昏暗的天空背景中仿佛有一个黑影，象是一个人的轮廓，但是这个幻影只出现了一瞬间，马上就消失了，仿佛是融化在别的模糊的黑影里了……
我当时以为这个怪影只不过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是由于我那位意外的女伴太神秘了的缘故。
我从不喜欢幻想．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总是有根有据地考虑问题，做着平凡而严肃的工作，可是突然在这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夜空下，时当1941年的夏天，事出突然，我却意外地置身于这样离奇的事件里—一这种事件我从前只是在冒险小说里才看到过！
可是，我的女伴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她只是冷漠地望着我。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气愤了。
“岂有此理！”我不由地喊道，接着就很刻薄地问她“您看怎样，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什么呀？”她反问了我一句，冷笑了笑，但她自己马上又回答说：“啊，这件事……不，我以为不能了。恐怕到这里已经全完了。”
“可是，您不想对我说明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吗？”我又问她，力求了解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不，我不说明。”我的女伴冷冷地回答我说，但她立刻又很客气地补充说：“无论如何，多亏您才使我摆脱了极其不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我选的人还不错。”
“哼，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闷问不乐地回答说，“你大概在路上就碰到了我一个人。”
“您那样想是不对的，”我的这个女伴紧紧地靠着我的胳臂，反驳说：“在我找您之前我早就清楚您是干什么的。”
“果真吗？”我讥诮地说，“一个男子，三十多岁，高个子，穿的还挺不错……”
“噢，不是！”这个女人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的比您想的那些要多。”她也带着讥诮的神情从下往上打量着我，“您想让我说出来您是谁吗？”
我用带有庇护心情的眼神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
“那好吧，您说说看！”
她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您是苏联军官，马卡罗夫少校。”
这又使我大吃一惊：“真是岂有此理！……”
“您方才向您的上级汇报了工作情况，您目前在此地工作……”她停了一会儿，又冷笑了一声：“唔，至于您现在做些什么，这就无关紧要了。”
“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她，希望彻底弄清楚达个女人知道我些什么。
“这无关紧要。”她依旧不愿回答，并且加快了脚步。
我和她并肩走着，紧张地考虑着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了。”她说，并且扬了扬下颌，仿佛用它指着前面，“请您记住：从衔角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在衔角站下了。沿河街向下延伸着，往旁拐有一条林荫大道，街道两旁的商店和餐厅射出了五光十色的灯光。
“可是，您究竟是谁呢？”我又问这个陌生的女人说。
她笑了笑。
“您是俄国人，俄罗斯有那么一句挺好的谚语，”她说，“‘知的多，老得快’。这个‘老得快’的意思就是早死。可是我并不希望您死。”
可是，我弄不出究竟，还是不愿意放走她：“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卓霞。”她说，“好啦。再见吧。”
她放开了我的路臂，但我想拦住她，就拉过来了她的那个手提囊。她立刻很粗暴地使劲打了一下我的手，手提囊就掉到她的脚下了。我哈下腰去，刚刚拿到那个编织的小皮带，就觉得手指下面一动，手提囊的小皮带就断了。
我的这个女伴把手提囊从我手里抢回去了，我不由得向四外看了看，但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这个奇怪的陌生女人就不见了。我气恼地站在那里，只看到她那件浅色的大衣在树丛里晃动着，离我已经相当远了。
这桩莫名其妙的事件破坏了我生活的常态……
说一句尽人皆知的话：生活中的真事有时比精心杜撰出来的故事还要离奇。我不禁想到了著名的华莱士所写的侦探小说里的一些复杂的情节，可是我刚才碰到的这件事比华莱士幻想出来的情节还要离奇。
她的大衣在树丛那面闪现着，她越走越远了……
我加快了脚步。
在黑黝黝的树丛那面，在里加最豪华的“罗马旅社”的屋顶，餐厅放射着绿色的灯光。
这个陌生的女人向旅社走去了。
应当追上她，尽可能把一切弄清楚。
我急忙穿过林萌路和大街，走到了那灯光耀眼的旅社门前，看门的人很客气地给我打开了门。
我一走进那宽阔、整洁的餐厅前堂，就知道要在这里找到一个空位子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衣帽寄存室里已经挂满了上衣。但我还是脱了外衣。走上那宽大的大理石阶梯，就进了一间大厅，里面挂着好多金黄色镜框的镜子，还有带水晶垂饰的青铜枝形挂灯，闪变出象霓虹的各种彩色。
大厅里确实是满满的，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当时并不是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离开了加入了苏联的里加，有些是没有来得及走掉，有些人还打算等一等看。有些人对突然闯进古老的里加生活当中的那些新的东西是很不得意的，其中好多人每天晚上就到夜餐厅里来消磨时间。他们依旧过着自以为是豪华的生活。男的多半穿着就餐服和常礼服，女的都穿着很时髦的夜装。沙龙式的乐队在一座不高的舞台上奏着一种忧郁的曲子；有那么稀疏的几对男女随着乐声在那嵌木地板上懒洋洋地直着腿在跳舞，擦得地板沙沙响。
我打算找一张桌子先坐一坐，我很走运，这时恰好就腾出了一张空桌。手眼麻利的侍者并没有让我等很多时间，马上就给我定好了莱，只过五分钟，他就给我送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白铜咖啡壶和一瓶金光闪闪的、上等的白兰地酒。
我呷了一口白兰地酒，又喝了一口咖啡，就抬起头来察看周围的这些人。
我的视线从这张桌移到另一张桌，从这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
啊，我并没有白来！我看到我刚才的那个女伴了，她离我只隔着几张桌子。
她穿着一件深黑色天鹅绒的外衫，胸部的开口很低，显出了她那白白的项颈，这就使她那瘦削的胸部显得不那么难看了。她身上唯一的点缀是一个不大的玛瑙十字架，悬在很细的一条金链上……不，我不会看错的！
她的目光正投向高处．仿佛从人们的头上望着什么，但我觉得她并没有注意谁。
同她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比她年纪稍大一些的女人，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料外衫。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说不准多大年纪，穿着极其讲究，但他的面孔却显得异常呆板，怏怏不乐，毫无出众之处。对他很难说什么别的，只能说他有一撮剪得很齐的淡红色小胡和一头梳得十分光洁的头发，头发的颜色很象那弄湿了的大麻。
我又去看我刚才的那个女伴。她一定是觉察到我的目光了，就把她望着天花板的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在这里，在这个餐厅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表示我认识她，于是我只是点了点头，这样，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在注意着她，同时也不至于被别人发现。
但是她却很淡漠地把她那冷冷的目光从我身上挪开了，并且对我向她表示的问候没有作一丝反应，连眼睫毛都没有动一
动，仿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一样。
我叫来了侍者。
“请您告诉我，”我一面问，一面用下颌指示我那个女伴，“这个女人常到这里来吗？”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侍者回答我道，客气中含着冷淡。
这时我的那个女伴和她的同伴已经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从我的桌旁走了过去，我又闻到了一种不知名的香水的微弱的謦香……
看来，她是再也不打算同我继续打交道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好不叫任何人知道我在注意谁，就急忙把几张纸币扔到桌上，从大厅里出来了。
前堂里已经没有一个人。我走到了街上，街上只有几个稀疏的过路行人，我绝不会把他们错认为是我要找的那几个人的。
我转过身来去问看门人：“您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她穿一件浅色的外衣……”
看门人很客气，甚至是有点儿同情地笑了笑：“他们刚刚坐上汽车走了，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回家去，以便第二天把这一切报告给该当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这样决定以后，就塞给看门人一些小费，下了台阶，走到人行道上，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餐厅。
我安详地走在沉睡着的里加的大街上，那稀疏的行人顾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他们。我到了柴普利斯的家——我住的那一家就姓柴普利斯——我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外看了看，开了门，进了院子，从里面把门锁好，我这时才轻松地透了一口气，想：现在，今晚发生的那一切奇怪的事情一定已经告一段落，绝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搅扰这个住着普通的劳动人家大院的安静了。
我不慌不忙地上了楼梯，蓦地我又感到惶惶不安了，我觉得楼梯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暗中有人在我附近藏着，等着我，并且眼看着就有两只看不见的手抓我来了……
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就站住了，凝神地倾听着，四外万籁无声。
突然，闪出了一束灯光，照亮了楼梯和那灰色的墙壁……
这时我恍然大悟，上面有人扭开了手电筒……
上面，在梯台上站着的正是我在道加瓦河沿河街送过，并且不到一个钟头以前还在夜餐厅的大厅里见过的那个陌生女人。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仍旧穿着她那件浅色外衣，里面是她那件黑色天鹅绒的长衫，她的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眯缝着她那两只发绿的眼睛，直盯盯地瞧着我。
还没有等我问她什么，她已经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伸出了右手，抬了起来，我看到了一支对准着我的小型手枪的枪口。
“岂有此理……”我说，在她开枪之前——这一点我记得异常清楚——我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隆声，于是——我失去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