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来，里加城里过的还算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居民每天都去上班，行人挤满了街道，商店还照常营业……
但是看来，里加只不过是为德国人而存在的，唯有他们才能在街上从容不迫地走来走去，或是坐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并且在每个角落里高声谈笑。
同时，里加也过着另外一种奇怪而可怕的生活：年轻的拉脱维亚人都被强迫送到了德国；载运少年男女的列车一列接着一列地离开了拉脱维亚；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一切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被严刑拷打；大批犹太人在毒气室里被处死，并被烧成灰烬……共产党人一无例外地都被处死了——德国人在命令和传单里不止一次地吹嘘过这一暴行。但是，共产党人却一次再一次地重新出现，仿佛这些人是不死不灭的。工厂都不出产品，载运德国兵的列车经常出轨，地下报纸到处皆是，飞机场上的飞机不断爆炸。希特勒的军官一到晚上就不敢在街上行走……
里加过的是二重生活：一种生活是表面上看起来还算比较平安无事，但这只是虚有其表，另一种则是充满了不停的斗争、死亡、失望和期待的生活。
在这过着双重生活的里加城里，对我来说最难捉摸的却是我自己。
三十年来我第一次在这里过着什么也不干的寄生生活。
和我在一起的热列兹诺夫已经投入了激烈而危险的活动。他每天夜里不知去向，并且有时一连几天部看不到影子。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的一种天才，抑或是他逐渐地养成了这种职业的技巧。但是，作为一个秘密活动者来说，热列兹诺夫确是不比寻常的！
他善于极其灵巧地避开盖世太保的侦探。我不能说盖世太保一直是毫不松懈地监视着我和我的住宅，但是，警察局对我自然会永远感兴趣的。热列兹诺夫却给警察局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到英国间谍头子布莱克的特殊工作上了。
至于普罗宁做了什么，我就不敢讲了。如果说热列兹诺夫每天都在参加这种需要他以特别的勇敢与机敏来对付的工作，那么，我想普罗宁做的事情一定就更多了。
可是我每天早上却不慌不忙地起床，喝咖啡，同杨柯夫斯卡亚会晤，到街上去游荡……
我尽量争取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害怕暴露自己，然而我觉得，我根本不适于做演员。
有时我和扬柯夫斯卡亚到早就该枪毙的各种坏蛋家里去做客、有时我也接待那些只提供一些无足轻重的情报的姑娘。不过，这些姑娘都不常来了，她们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无论对她们所提供的情报，抑或是对她们本身，我都不大感兴趣……
不错，生活的表面就是这个样子，假如热列兹诺夫不在我身边，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普罗宁就在附近，假如我不清楚我的地位的不稳定和动摇性，我就会自以为是上个世纪一位作者笔下的某种庸俗小说中的人物了。
这一年来，我和热列兹诺夫处得极其亲密，我们两人只差一岁，我们两人道去的生活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他是彼得堡一个工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反对尤登尼奇的战斗中牺牲了。维克多尔·热列兹诺夫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普罗宁。普罗宁在他父亲死后就担负了自愿经常帮助这个孩子的义务。维克多尔读了书，学了很多的东西——普罗宁在这方面对他是相当严厉的。维克多尔受过教育以后，因为对他的保护人很有感情，就到国家保安机关工作去了，因而在他青年的早期以及其后的年代里，普罗宁在一切方面都成了他学习的榜样。
我对普罗宁到里加的来历很感兴趣，子是热列兹诺夫就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虽说不十分详细。
指挥部决定派普罗宁到希特勒匪徒后方去，他就自己拟定了投敌计划。
他是用加什凯这个姓到部队去的。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知道的人只有团长、团政委和他所在的那个连的连长。普罗宁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有一天，弹片打死了团参谋长，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当时那几天也正计划将我军的一批部队调动到新的阵地，所以普罗宁就弄到了一些两天以后就过时的命令，他也记熟了一些部队的配备——而这种配备情况过两天就需改变——于是，他就准备动身了。
军侦察科科长给这个“叛徒”来送行。
为了防备德国人在我们这方面派有谍报员，为了更好地伪装，我方就散布了谣言，说加什凯钻进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机密文件。
等到敌我双方互射停止，暂时平静下来以后，侦察科长和普罗宁就到了连队阵地的前沿。
他们藏在金银树的树丛后面。普罗宁用眼睛最后又量了量他要跑的那段距离，就同送他的人握了握手—一他通过他同自己为之冒险的伟大祖国告别——他刚从树丛后往外迈了一步，就在这一刹那，德国人又开枪射击了。
不，这不是向投敌者开的枪！他们这时还没有看到他，可是，普罗宁却被打中了一枪。
他摇晃了一下就向金银树的树枝靠去，其实那些树枝是根本支持不住什么的。
“您受伤了吗？”侦察科长惊惶地喊道——其实事情是十分明显的。
“好象是……”普罗宁说，“好象是在锁骨下面……”
“唔，既然如此，那就住院去吧。”侦察科长提议说：“这次行动只得取消了。”
“绝对不能！”普罗宁反驳说，“还应当去。
“那末伤口怎么办呢？”侦察科长问道。
“也许它会成为一份最好的介绍材料呢。”
他皱了一下眉头，推开了结着深红色金银果的树枝，往前一冲，就向敌方跑去。
我方自然是要向投敌者开枪了。普罗宁冒的险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敌方或我方都可能有实弹击中他。
德国人立刻明白向他们那里跑去的是个什么人，于是就停止了射击。
以后的一切就部清楚了。普罗宁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他跑到德国人阵地的紧跟前倒下了。他流血过多，筋疲力尽，但是，由于到底跑到了“自己人”这里，因而感到十分幸福……
普罗宁满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在医院里的表现就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在这一冬天里，我同普罗宁本人只见过一次，而且，如果不是爱丁格尔使我陷进了所谓无可奈何的境地，那么，就是这一次恐怕也见不到。
爱丁格尔变得越来越固执了，他常常要求我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说明我确实是在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对我的指望很大，因此待我也有些宽厚。但是归根到底我必须交出我的间谍网和我的通讯工具，只有交出这些东西才算我对叫做“德意志帝国”的商号做出了贡献。
果然不出所料，爱丁格尔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最亲爱的布莱克，您无视我们对您的宽厚。”有一次他请我去了，对我说，“但是，我们可不打算再等下去了。我们懂得，为了使您的间谍组织执行新的任务，应当做好准备工作，重要的间谍不能象皮球那样，从这个人的手传到那个人的手，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把您同伦敦的联系放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希望您把电台交给我们。在星期三，或者就在星期四吧，您要拿出这种证明您同我们合作的证据来，否则我只得把您转送到柏林……”
晚上，我把爱丁格尔的这项要求对热列兹诺夫讲了。
“长官先生这一次大概一定要纠缠你了。”维克多尔说，“我报告给上级，想个办法。”
第二天，维克多尔转告我，说普罗宁要同我见面，并且约定会面的地点在“斯普林吉特”电影院。
我在指定的那一天去看最后一场电影，每天这个时间观众很少，因为十点以后在城里通行需要特别的通行证：我买了一张票，是第二十排，座位在右面。座位在哪一排哪一面，都在事前通知我了。大厅里漆黑，最后一场已经开演了；过了二十多分有一个人坐到了我的身旁。
“晚安。”普罗宁悄声说道，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唔，发生了什么事情？爱丁格尔跟您又要什么电台？”
我尽可能简要地把问爱丁格尔的谈话叙述了一遍。
“唔，是了。”普罗宁听我讲完以后，沉思默想地拖长声音说，“您那次外出的借口想的倒不错，但是，不难预料，德国人对电台一定会发生兴趣……”
根据普罗宁说话的口气来看，我觉得他一定是责难地摇着头——虽然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
“不过，您不能退出这场戏，只得把这个小东西给他们。”普罗宁说道，“但应当同德国人把时间拖得尽可能更长些，以便等待，等待……”
“等待什么？”我抑制着上升的怒气，问道：“您不以为我这是白白消磨时间吗？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沸腾，我觉得，热列兹诺夫过的是一种十分紧张的生活。可是，却让我处在这种蛰伏的状态。”
“请放心，这种蛰伏状态很快就要结束了。您问我们等待什么吗？您要知道，忍耐——一这是一个侦察人员的重要美德之一。只有在电影或小说里，侦察员才能不断地参与惊险事件，而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要等待好几年，才能查明某种秘密。”
“但是，这样等呀等呀，很可能等不出任何结果来。”我反驳说。
“是的，也可能等不出结果来。”普罗宁立刻表示同意说，“但，这一点您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命令您等待，那么您的任务就是等待。您还要装作布莱克。应该尽可能把布莱克这个角色扮演好。您查明布莱克的底细，研究他住宅里的每一本书，每一张纸，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您要装作布莱克，并且要等待——这就是我能同您讲的一切。有朝一日，生活会把布莱克的秘密揭示给我们的。假如我们不在三百六十四天里等待这一天，那末，揭开这桩秘密就会是偶然的了。总要有一天，他的间谍组织就可能落到我们的手里！”
他又握了握我的手。
“请回吧—－还要沉着。您自己也明白，您是站在刀刃上。但是您应当保持平衡。我们绝不能放弃这场斗争。我们要想些办法。明天热列兹诺夫会把命令转达给您。夜安！”
他离开之后，就象我眼前银幕上那个侦探影片里闪过的镜头一样，消失在黑暗中了。
第二天，热列兹诺夫叫我告诉爱丁格尔，说长官先生一定能得到那部电台：但我需要拖一星期再同爱丁格尔见面。
我就按照热列兹诺夫说的做了。
“长官先生，您一定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我挂电话告诉他说，“但是我不能马上就离开里加。我请求把我们的外出拖一星期。”
“好的，贝尔金先生，就按您的意见办！”爱丁格尔用威吓的口吻回答说，“但是，您要记住，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您想再延期一天也不成了。”
我把爱丁格尔的回答转告给热列兹诺夫，他满意地透了一口气：“别担心，普罗宁不会使我们上当的！”
果然，在我同普罗宁会见以后过了四天，热列兹诺夫就来对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电台可以交出去了。星期天我们自己先检查一下，下星期三您就可以把爱丁格尔带去。”
星期天，我们到海滨去了。
天气阴暗，暗蓝色的乌云在空中翻腾，从海上吹来一阵阵讨厌的冷风。
我们沿着那枯燥的、盖满了大雪的道路前进，经过了好多没有人住的别墅——别墅的主人已经被战争的风暴弄得各奔他乡了。
“仿佛又有人在我身后跟踪了。”我对热列兹诺夫推测说，“爱丁格尔眼看又沉不住气了。”
“您说的很对，其实他一直在注意着您。”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说，“他怕您掩灭通往电台的足迹。”
“那末说，后面真有人监视我们？”我问道。
“当然罗。”热列兹诺夫证实说：“哼，就让他监视去吧。我们让德国人认为胜过英国间谍而感到满意吧。”
热列兹诺夫在一座最凄凉、最难看的别墅前面停住了车。
大路的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瘦长的人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热列兹诺夫没有管他，打开了那扇没有上锁的小门。
“进去吧，要记住一切，记住每一件小东西，并且要尽可能地记得仔细！”热列兹诺夫警告我说，“应当使爱丁将尔一下子就感到这里的一切对您都不是生疏的。”
我们走到前廊，热列兹诺夫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通往户外的门，然后又打开了从前廊通往屋里的门。别墅的里面就显得不那么荒凉了：朴素的家具摆得很整齐，仿佛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只是不久以前才离开这里。
我们从厨房进了地窖。热列兹诺夫打开了电门，电灯亮了，他挪开靠墙放着的一个大桶，露出一个通往隔壁房间的小门。
我们钻进了那个房间，我看见在一个用厚木板钉的大箱子上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天线呢？”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看见门口那只大公鸡了吗？”热列兹诺夫反问我，“那只公鸡的用金属棒制成的冠毛不是向四外竖立着吗？”
“伪装得不够好。”我说，“德国人怎么一直没发现它呢？”
“他们也不可能发现它。”热列兹诺夫解释说，“这只公鸡在房顶上总共才放了两天。”
“但是，德国人也还是能发现它的吧？”
“公鸡是会被发现的，但是那空空的房顶可就记不住了。”热列兹诺夫解释说，“爱丁格尔自然是要责备他的手下人做事马虎了……”他点头指着电台：“您会使用它吗？”
“大体上还行。”我坦率地说，“我只是业余爱好。”
“那就满可以了。”热列兹诺夫说，“您可以告诉您的长官说您每月联系两次，都是十四号和二十八号，从十四点到十五点。波长是一一点六公尺。您的呼号是‘统治吧，不列颠’，对方的回答是：‘不列颠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您知道英国国歌吗？‘统治吧，不列颠！不列额，要掌握海上的霸权！’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不必故弄玄虚，越简单越显得真实。并且，您不要说您直接同伦敦取得联系，而要说您是在同英国国家侦探局驻斯德哥尔摩的间谍头子讲话。”
“可是，他们会跟我要密码的吧？”我问道。
“密码也会准备好的。”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说，“在三天之内您要把密码切实掌握好。”
热列兹诺夫在临走的时候从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喷射器，在门口喷射了一种粉末。
“喷这个干什么？”我很诧异。
“这是灰土和洋灰。”热列兹诺夫解释说。“您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您马上就会知道我们走后是否有人来过。”
我们出来了。没有任何东西扰乱这荒凉无人的别墅区冬日的死寂气氛。只是那个瘦长的家伙转移了位置，离我们那个别墅更近了。
我们坐进了汽车，热列兹诺夫鄙视而冷漠地径直向那个陌生的家伙的身上冲去，使那个家伙不得不赶忙跳到一旁。
第二天，我给盖世太保挂了电话。
“长官先生，我是贝尔金。”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您能够在星期三同我到城外去逛一逛吗？”
“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不知为什么爱丁格尔却反问道。
“我觉得星期三谈一谈更惬意些。”我回答说。
“好的，那就在星期三吧。”他同意了。
这一次外出是相当隆重的：最前面是两个骑机器脚踏车的卫兵，然后是爱丁格尔的小轿车，车上有爱丁格尔，我，还有另外两个盖世太保分子；后来才知道，其中的一个是工程师，通讯专家，另一个是无线电员，最后是一辆敞车，上面坐着卫队。
一路上爱丁格尔一直洋洋得意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在快到别墅的时候．他却突然对我说：“布莱克，您别把电台的下落指给我……”
他显然是很想使我大吃一惊。他用肯定的手势指着有铁公鸡的别墅：“在这里吧？”
大概我表演吃惊的样子挺带劲，爱丁格尔禁不住满意地冷笑起来。
“布莱克，您看，我们什么都清楚。”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只不过是想检查一下，看您老实到什么程度。”他走到了小门跟前，就请我在前面带路，并说：“给我们看一看吧。”
我打开房门，看了看脚下，没有一点儿足迹。不过灰土也不见了，一定是有人在热列兹诺夫和我走后到这里来过，为了消踪灭迹，他把灰土扫除了。
我们走进厨房，进了地窖。我挪开大木桶，就到了无线电发报机跟前。
我向爱丁格尔轻轻地鞠了一躬。
“请您看。”我也没忘记责难他：“而您还怀疑我！”
爱丁格尔转过身去对那位工程师说：“斯特劳斯先生，瞧一瞧。”
那位工程师哈下腰去，无线电员递给他一把螺丝刀，他迅速地拧下来那么一个小零件，查看了一番，又往里面看了一眼。这—切他都做得异常迅速，十分熟练，很在行。
“不错，长官先生，这是英国的机器，”他证实说，“是英国造。”
“那就更好了。”爱丁格尔赞许地说，并且转过身来问我：“您什么时间用它？”
“一个月两次。”我解释说，“十四号和二十八号，从十四点到十五点，波长是一一点六公尺。”
“啊，您可真行！”爱丁格尔夸奖我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星期三比星期四更惬意了。今天是十四号。”
他看了看表，唤了一声无线电员：“巴乌里！”
他又瞧了瞧我：“呼号呢？”
“统治吧，不列颠！”
“回答的暗语呢？’
“不列颠掌握着海上的霸权。”
“好极了。”爱丁格尔说，“现在是十三点四十分。贝尔金先生，多谢您选定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汉斯，打开机器！您听到了呼号是‘统治吧，不列颠’，然后就开始收音。”
令人苦恼的等待开始了，时间过得非常慢。
汉斯开始操纵电台。
我当然知道这一天两方面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当我看到汉斯听到了回答的暗语以后，还是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爱丁格尔不容分说地对我指着机器说：“讲话！”
我开始用记熟了的密码讲话，用布莱克的名义，谈些日常工作，也谈了里加的局势和各种消息，把德国人痛骂了一通……
爱丁格尔和他的同事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这是伦敦吗？”当我结束了谈话以后，爱丁格尔问道。
“不，是斯德哥尔摩，这是哈维亨少校。”我解释说，“是我们机关驻外的一个头头，我通过他同伦敦联系。”
“贝尔金，您真行！”爱丁格尔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按规矩还要测定一下您那位哈维亨的方位，不过我看您还算老实……”
回到里加以后，他跟我要密码，于是我就凭记忆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写出了一大部分代表符号，而后，隔了一天，我又把抄得很工整的一张表给他送去了。
“布莱克，太好了。”长官先生赞赏地说，“现在我们要亲自同你们那位哈维亨联系。如今该轮到谍报网了，假如这个谍报网确实有价值的话，那您就能得到一枚铁十字勋章。”
“也许会给我后脑勺一枪呢！”我暗想道，“谁晓得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同戴维斯·布莱克打交道！”
“这个谍报网可不是那么容易转让的。”我支吾搪塞地说，“不过，我要尽力而为。”
但是，爱丁格尔对我送给他的这份札物相当满意，因此我就可以拖一拖再交出间谍组织。
至于电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它；不知道德国人在那里播送和收到了什么，不过，爱丁格尔再也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据此看来，“哈维亨少校”还是很称职的。
除了上述这段插曲以外，在这整个一冬天里，我个人的生活可算是异常单调了。我确实打算把布莱克那个极其严密的间谍网查出来，因而我的努力也就不能不被盖世太保注意到。爱丁格尔一看我在为他工作，他暂时也就只得忍耐。
说到我同维克多尔在里加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在他的身上，充分反映了我们苏维埃社会所赋予人们的一切优良品质：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地去达到抱定的目的，毫不妥协；但另一方面心灵又异常和善、谦虚，毫不计较个人利益。
他对我万分体贴、恳切、关怀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同志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热列兹诺夫晚上坐在家里。扬柯夫斯卡亚刚走，所以维克多尔才能无拘无束地同我一起喝茶。
突然，维克多尔把两只手放在脑后，沉于幻想地说：“我现在多么想参加党的会议，参加那讨论最平常的问题的最平常的会议啊！”
维克多尔有些象儿子对待母亲那样体贴马尔塔，顺便说一句，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她是一个普通而善良的妇女，她侍候过布莱克，也侍候过布莱克以前的几个人，仅仅是为了糊口。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和里加的劳动人民联系着的，并且，因为她的许多亲人都受到了希特勒匪徒的迫害，她觉察到不论是我还是维克多尔都不是我们所冒充的人，所以就很同情我们，并且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近的人了。
但是，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可就相当复杂了。
可以说她对我甚至还挺不错，她爱护我，暗地里告诉我怎样对待德国人，调整我和爱丁格尔的关系，并且设法使我和格列涅尔亲近；总之，她想尽一切办法使人不怀疑我就是布莱克。
间谍、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搜集军事情报，其目的是一旦燃起了战火，当德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大不列颠就可以火中取栗……
根据从他手转到我手里的钱数来看，他的任务想必是还完成得不坏。不过，看来似乎还有些他应当完成或者正在执行的别的任务，所以英国侦探机关才决定在战时把他藏在里加，并且德国间谍机关也才来纠缠他。除了当前的活动以外，他一定—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在为一种有着长远目的的阴谋在进行着活动。
还有，既然扬柯夫斯卡亚在布莱克死后还不想退出这场把戏，那么这场把戏想必一定是很有利的了。我以为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一方面使纳粹分子顶我发生兴趣，而另一方而则抑制着他们对我产生的不满。
但是我也这样想：扬柯夫斯卡亚不会只限于扮演我的助手。毫无疑问，她一定同德国间谍机关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为他们执行着某种任务；她同格列涅尔的亲密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格列涅尔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他著的一些书已经销行国外。从性格上来看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并且野心勃勃：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求得声名显赫，他可以使用骗术，以便造成极大的效果，使同代人对他的本领感到惊奇。他是个学者，又兼有演员的才能；大概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独特的性格，才使他同纳粹分子接近起来。格列涅尔在国社党还没有上台之前就加入了这个党，并且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袒护；他们两人一定会是情投意合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好装腔作势，都患着难治的虚荣病。
是哪一股风把格列涅尔从柏林吹到了里加，这很令人难解。他在柏林大唱高调，说他愿意站在日尔曼精神的最前哨。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大军医院的院长，而实际上他却是东部德占区所有医疗机关的土皇帝。但是，他虽在前哨也不忘吹嘘，说甚至在里加也不停止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他刚愎、冷酷而又好感伤，喜欢音乐和花，并且希望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善人。
他从不谴责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关于大批屠杀和设有死亡集中营的事；如果有人当他的面替德军的残忍以及屠杀“下等”民族作辩护，他就装聋作哑，仿佛只对他那抽象的科学感兴趣。
但是，尽管如此，里加城里却常常传说格列涅尔教授拯救了不少的孩子，使他们没有被德国人杀害。
有时，格列涅尔教授手下的工作人员出现在被判处死刑的妇女当中，把她们的孩子抱走。他们抱走的都是最健壮、最好看的孩子……据传言，在格列涅尔的别墅里还开办了一个不小的幼儿园，这个传言不仅在纳粹党徒之间谣传，在受他们害的人里也时有所闻。纳粹党徒对此都置之一笑，说他是个老怪物，有一种学者的怪癖，被格列涅尔的工作人员抱走孩子的母亲们却在
为教授祝福；他的名字很可能是她们在临死以前所说的最后几个表示希望的字眼。
扬柯夫斯卡亚常到他家里去，有的时候也带我一同去。
这个老鹤对她显然是有好感的。扬柯夫斯卡亚一到他的住处，他就迈动他那两条鹤腿围着她转，请她喝甜酒，为她弹钢琴。
除去城里的一所住宅以外，德国鬼子还给格列涅尔拨了一所很大的别墅——这座别墅过去原是拉脱级亚一个财主的。格列涅尔说他需要一个别墅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我没有到他这座别墅去过，不过扬柯夫斯卡亚有时却同她的教授到城外去。我不晓得她同格列涅尔究竟亲近到怎样的程度，但是，至少她到他家里就象个女主人。
她自己住在旅馆里，她的家常生活很象一个到此地作短期巡回演出的穷演员：她不常在家，家里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她仿佛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住处，而且永远也不再回来了。
我有时发现在她的门前有那么一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第一次我没有注意这个人，因为各种各样在旅馆的走廊里游荡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当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看到了这个人以后，我就问扬柯夫斯卡亚：“给您看门的这个家伙是个什么！”
“啊，这个人……”她点了点头，仿佛隔着墙指点着那个人，“他是我的保镖的！保护我，也保护我所袒护的人。”
她的回答照例是毫不说明问题。
一般说来，我对她是不了解的。我也曾问过她，但是她却不肯多讲。她的父亲是个小地主，他们在乡下只有一所房子和一个园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的父亲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学的是语言学。他在华沙当过教员。他把他的领地当成别墅，只是每年夏天到那里去。母亲在女儿五岁的时候就死去了。父亲由于悲伤而大胆起来，开始到各处漫游，发表演说，搞起政治来了。他大谈生活的困难，结果也就有人开始听他讲演了。后来，他又开始在报纸上写文章，人们也就读起他写的东西来了。他一讲到波兰就象讲到自己的妻子一样，绝不许任何人对它说一句坏话。他是个对人无害的人物，因而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议会里很需要象他这样的人。后来，人们便把他选进了议会。因为他学的是语言学，通晓好几国语言，结果就让他当了外交官。杨柯夫斯卡亚和她的父亲遍历了好多的国家，她的父亲就开始自命为贵族。后来就开始打牌……扬柯夫斯卡亚说到这里有些吞吞吐吐。他大概是出卖了国家的某种机密，成了某一个外国——很可能是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因为英国一直对波兰很感兴趣。后来，他却突然地死了。他死的非常突然，在临死前并没有得病，扬柯夫斯卡亚当时十八岁，她只落得要钱没钱，要住处没住处，连一个亲人也没有。在国外，他父亲的熟人里有不少波兰的“朋友”。他们就劝扬柯夫斯卡亚回国，并把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通知给他们。他们在物质上支持她。她既聪明又勇敢，并且不珍惜自己。她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有些男人很喜欢她，因此她就有意地接近其中的一些人，以便从他们那里给她的“朋友”弄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1939年，当波兰被希特勒匪徒征服以后，杨柯夫斯卡亚就流亡到伦敦。1940年她到里加来帮助布莱克……
扬柯夫斯卡亚从来也不系统地讲她自己的经历；她的生活里充满了秘密，但她却不愿向别人吐露，好多事情她都吞吞吐吐。但是，逐渐地，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天一句明天一句，我也就想象出了她的生活。这是一种女冒险家的生活，是一个不怎么值钱的女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碰巧参加的这些事件就象在某种惊险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以飞快的速度展开了。
就在这一天，扬柯夫斯卡亚提到了我的头发：“您的头发又变黑了。”她说，“可是您不可忽略您的外貌。”
照例，我只得采取许多令人倾倒的黄发女人所采用的那种有效的方法。
我的头发干了，并且变成了火红色以后，她请我到格列涅尔家里去。
当时里加上流的德国人都常常聚在格列涅尔的家里。
这一次人并不多，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吃东西，格列涅尔本人一会儿弹琴消遣，一会儿给扬柯夫斯卡亚献殷勤。
时光过得平静，甚至可以说过得很安然，从这些人的举止看来，就好象这种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似的。
我站在钢琴旁，翻着乐谱，听着他们谈话。
突然，客厅里进来了一个党卫军的军官。
他走到主人跟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
格列涅尔的面色马上变得苍白起来。
他痉挛地抽搐了一下，走到扬柯夫斯卡亚跟前，挽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了大厅的中央，对她嘁嘁喳喳地说了些什么……
我仿佛听见了“头儿”两字。
然后，格列涅尔又走到了一位坐着打牌的空军将军跟前，嘟嘟哝哝对他说了些什么。
那位将军马上站了起来，也没有对他的牌友作任何交代，就不辞而别地出去了。
格列涅尔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对客人们微笑着说：“对不起，诸位，他们急于找我去看一个患重病的人……”
他很快就把大伙请走了。
客厅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他，杨柯夫斯卡亚和我。
他很客气地对场柯夫斯卡亚说：“您同我一起去吗？”
她点头同意了。
“我只需换一换衣服。”格列涅尔说罢就迈着鹤步从客厅里走了出去，两分钟以后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普通大衣回来了。
“出了什么事？”我趁着格列涅尔出去那一会儿工夫问杨柯夫斯卡亚。
“老板！”她很严肃地说，“老板坐飞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