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在仙人掌的阴影里

    威廉·波里曼先生马上就来接替空下来的这个位置了:如果说格列涅尔教授无法把爱丁格尔赶走,但是,他的影响却足以使他们任命波里曼接他的缺。

    在盖世太保的这个新头子来到里加后的一两天以后,我就在格列涅尔的家里认识了他。

    无论是在外表上还是内心里,他都不象他的前任。就外表看,他很象一个很有些成就的药剂师或是牙科医生。他的头发是黑的,剪得很短,稻微有些卷曲,两只眼睛又大又黑,有点儿凸出,鼻子挺大,肉很厚,嘴唇湿润、肥满……

    他沉着、委婉、冷静,透过角质镜框的眼镜很客气地望着大伙,很有礼貌地听取大家的讲话。

    但是,不到两个星期,波里曼在他的工作上可就表现得比那个精神失常的爱丁格尔胜强百倍了。

    爱丁格尔的同事们部说爱丁格尔在审问一些特别倔强、不爱讲话的犯人的时候很容易暴躁,甚至亲自举起拳头向犯人猛扑过去,干脆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在脖子后头去了。波里曼恰恰相反,他从来也不发怒,而且他自己决不触动犯人。不过,他却把党卫队所采用的各种拷问形式分了类,并且用特别的训令确切地规定了动用的次序。波里曼不准许对哪一个末决囚犯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加以痛打,不过他却增加了专门的教练员的名额,并且采用了能挑动人说话的专门刑具……

    在波里曼来到里加以后的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马尔塔交给我一个普通的灰色信封,那里原来是一份普通的通知书,要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八日十五日午后一点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厅去一趟。

    我在午后一点钟去了。管理处虽然明明知道我以前常来见爱丁格尔,但却还是跟我要身份证。波里曼先生也把盖世太保本身的秩序整顿好了。

    他们要我到二楼,让我在那里等一等,然后,又把我送到四楼,到四楼又让我等,后来又把我送回三楼,到三楼把我带到了波里曼的办公室,还让我等着。

    我不太喜欢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反抗也毫无意义——这好象是一种精神准备:据说这样才能使人安分守己。

    最后,波里曼终于把我请去见他了。

    他还是象我在格列涅尔那里看到的那样:沉着、冷静。

    他微笑了一下,便透过眼镜用锐敏的眼光望了望我。

    “您可以坐。”波里曼用命令的口吻说。

    我坐下了。

    “我请您来是想对您说明我们对您不满意。”波里曼接下去说道,“我在柏林就看到了爱丁格尔长官所写的报告。您应当把您的间谍网转交纳我们的时间那还是……”他顺手拿起了一个小纸条。“那还是去年。后来给您缓了两次期。您把这件事施得太久了。布莱克上尉,我再给您一个月的期限。假如过一个月您还不把您的间谍网交给我们,我就把您作为一个英国的间谍送到集中营去,而且还要在您的身份证上注明:‘一去不返’。”他越发显得笑容可掬了,“我劝您不要辜负我们对您的信任,并且还想警告您,有我波里曼在,这里就绝不能象爱丁格尔长官在任时那样乱七八糟。”

    看来,我在这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我的任务……

    也许,正是因为波里曼来了,所以我才得到被邀请到格列涅尔教授别墅去的机会。

    格列涅尔请到自己别墅去的,都是些亲近的朋友,而这次邀请我,我以为与其说是格列涅尔对我表示友好,还不如说是由于泰勒的关照。但是,我并没有料想到;他之所以邀请我,乃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一件他认为会叫我大吃一惊的消息……

    扬柯夫斯卡亚负责把我带到格列涅尔的别墅去。

    在这个星期天,她比往常来得早,她精神饱满,衣着华丽,穿着一身浅色的夏装,但又闪现着一种浊绿色,头上戴一顶大檐儿的草帽,上面还插着几朵紫罗兰……

    她要我也穿一套浅色的衣服。

    “我今天想让一切都很愉快。”她说,“也许这是我一生里最后一个快乐的日子呢。”

    她的预感并没有骗她:她已经没有几天快乐的日子好过了。

    我们的汽车开到了公路上。清爽的小风直吹着我们的面孔。市郊的小房隐约可见。

    我们在又高又重的大铁门前停下了,大门的里面结结实实地镶着木板,木板仿照生铁的样子画成黑色。

    扬柯夫斯卡亚让我按铃。

    我按了一下电铃,有一个党卫队员马上便从小门里出来了。

    看样子他本打算问问我,但是他一眼看见了扬柯夫斯卡亚,便向她点点头,就开大门去了。

    当我们进了大门,已经到了别墅里面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望楼,从望楼上可以把那道围墙看得很清楚,望楼上站着一个党卫队员,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

    通到大门这里有一条很长的林荫道,宽大整洁,直通到园林的深处。我们缓缓地驶过了这条林荫道。左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样式是极其现代化的——是一个灰色的立体,有很多的玻璃窗子,上面还有两个玻璃露台,就象飞机的机翼一样,伸在下层窗子的上面;在离这栋楼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有两栋厢房,那想必是给仆人或者是给客人预备的;右面,在树木的那一边有一片空地,那里也有些房屋,房屋的后面就是广阔的草原……

    那原来是一个飞机场!

    我恍然大悟了。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请您告诉我,”我问道,“这就是我们的老板着陆的降落场吗?”

    “您真机敏!”她说,照例讥诮地微笑着,“要知道,德国人是不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上接待他的呀!……”

    “一般说来,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别墅。”我说,“有卫队,机场……”我又指着那栋楼房和厢房问道:“那里是什么秘密试验室吗?”

    扬柯夫斯卡亚又冷笑了笑。

    “不是,那所楼房是指定给格列涅尔用的,厢房里住的是他养育的孤儿。”

    不错,我确实在一所厢房附近看到了一些孩子。有些孩子在扒砂土找东西,还有些孩子在奔跑。

    原来,社会上的传闻倒是真的:格列涅尔确实是在自己的别墅里搞了那么一个“孤儿院”。

    “他在这里工作。”扬柯夫斯卡亚说,显然指的是这所别墅的主人,“他是一个大学者,经常进行试验……”

    她把汽车停在了这所楼房的前面,我们就下了车门;门口也有一个党卫队员,他行了一个军礼,就把汽车开到房后去了。

    格列涅尔这时已经急急忙忙出来迎接扬柯夫斯卡亚了。

    “我们都在等您,亲爱的……”

    他吻了吻她的手,和我打过招呼,就把我们领到上面去了。客厅宽敞、明亮,摆着好多鲜花,波里曼和另外两位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原来是罗森堡市长办公厅的高官显宦。

    桌前的谈话很适合当时的形势。他们顺便谈起了德国统帅部某种新的战略计划,带着善意的嘲笑评论了赫白斯的最近一次演说,后来,又讨论起抽象的雕刻,德国的音乐高于意大利,也谈到了格列涅尔本人的一些新的发明……

    不错,一切都显得很和谐,但是我却一直觉得,桌前坐定的这些人,他们不仅是被共同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也仿佛还有某种秘密的联系,就宛如这里所有的人都属于某种秘密团体……

    当时我的脑袋里闪现了这样一个念头;这些人也许都在为泰勒将军服务吧?……

    在饭后用点心糖果时候,拿上来了香槟酒,当大家都斟满了酒以后,格列涅尔站起来了。

    他环视了这些朋友一眼,把目光停在了我的身上,当他讲了话以后我才明白,他正是想让他那个意外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的。

    “亲爱的朋友们,”格列涅尔说,并且宛如有所感伤地转动着他那两只无神的眼睛,“在这里,在这万花丛中,我异常宽心地告诉你们一件意外的好消息……”

    他把扬柯夫斯卡亚的手举到了他的嘴唇跟前,这时一下子全清楚了。

    “我找到了终身的伴侣,”他宣布说:“蒙杨柯夫斯卡亚女士赏光,接受了我的求婚,不久很快我就可以称她为我的夫人了……”

    这个老家伙由于幸福而感到心醉了。毫无疑问,格列涅尔是无法找到再好的妻子了。扬柯夫斯卡亚也无法再使自己的命运更幸运了:因为她和格列涅尔在一起才在社会上得到了地位,得到了物质上的享受……

    扬柯夫斯卡亚本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莫名其妙地冷笑了笑,便让我们依次地亲吻她的手。

    然后,格列涅尔想让我们看一看他所搜集的仙人掌。

    大家都走到了那宽大的玻璃露台上。

    在那特制的架板上楼满了粘土花盆,里面是各式各样的仙人掌。这里,有的花儿很象竖在那里的草绿色狼尾巴,还有的在花盆里看起来就象一堆带刺儿的银色小球。还有的象人伸开五指的灰色手掌,最后,还有些花儿根本毫无定形,干脆使人无法形容。

    格列涅尔把我们从这里领到那里,并且津津有昧地跟我们讲,说这一种和另一种有什么不同,又说,把这些花培植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他用手指碰了碰一颗仙人掌,叹了一口气,便带着卖弄的神情指了指通往露台的第二个房门。

    “当我的脑子需要到那里去休息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去……”

    “那里是您的书房吗?”有一个客人问道。

    “不,那是实验室。”格列涅尔解释说,“我不能不响应领袖要我帮助德国开发东部土地的号召,但是,尽管在这里我也还在继续为科学贡献力量。”

    “教授,您现在研究什么呢?”一位客人问道,“您把注意力集中到什么上了?”

    “我在研究小松鼠。”格列涅尔说,“我在研究怎样保存血浆的一些问题……”

    波里曼指了指那扇关得紧紧的房门对主人说:“如果能看一看您给医术之神作献礼的祭坛,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格列涅尔宽厚地笑了笑。

    “我的实验室不见得会使门外人感到兴趣。”他说,但他还是给我们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房间很大,异常明净,白得耀眼,里面摆着好多玻璃器具……

    在远处一张大桌子的跟前站着两个女人,穿着浆硬的白色工作服。一看见我们她们就凑到一起,象兵士那样挺直了身子,并且困惑地点了点头,其实格列涅尔本人几乎就没有理会她们两人。

    “这是我的研究员。”他漫不经心地向她们点点头,说道。

    突然,我发现这两个女人好象正打算把什么东西藏起来,用身子遮掩什么东西……

    她们的身后,紧靠着那张摆满了烧瓶、试管和小药瓶的大桌子放着一张涂了珐琅的带轮的小白桌——这种小桌是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的时候放器械用的,如果是动物学家,就常用这种小桌给一些小的动物做手术。

    我很好奇,小桌上那张布单底下能藏着什么东西呢2

    格列涅尔迈着鹤步从那两个研究员的身旁走过去,就从桌上拿起了一个台架,上面有一些装满了无色液体的试管。

    “我们用这种血浆救活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神色激动地喊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人的生命更可宝贵的了!”

    这时,那块布单被格列涅尔碰了一下,就从小桌上滑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女人马上把它接住,又盖好了。但是,只是这一刹那就足可以看清楚布单下面盖的是什么了……

    桌上放着的是一个孩子……

    格列涅尔发现了我的眼神,不满的怪相把他的脸都给扭歪了。

    “对不起……”格列涅尔向我们这一边微微点了点头。“黛曼女士!”他叫其中的一个女人说,“过来有两句话说。”

    那个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女人迟疑地走近了格列涅尔。

    格列涅尔象往常紧张的时候一样,他低声吆喝,气势汹汹地嘟哝了几句什么,并且尖叫了几声。

    黛曼女士的脸涨红了。

    我的脑袋里闪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念头!

    “对不起,教授先生,”我对格列涅尔说,“您的血浆是从……”

    格列涅尔很客气地向我转过身来了。

    “啊,是的,我们是用人血进行试验的。”他承认了,“正是人的血浆能给研究工作提供最丰富的材料……”

    我没有听错:格列涅尔不动声色,并且很认真地承认说,正是牺牲这个孩子进行某种试验的……

    不能,我永远也不能忘却这个孩子!

    那张象用瓷器做的玩具般的小脸,面孔的线条十分端正,那象丝线一样波状的黑头发,两只小手天真的张着……

    “可是,对不起……”我利用我这个爱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不能不出面反对,“英国的医生恐怕未必会赞成您的这种做法!牺牲孩子……”

    格列涅尔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那位黛曼女士一眼。

    “我最亲爱的贝尔金,您就象哈姆莱特那样多情善感。”他宽厚地说,“谁也没有打算牺牲这个孩子,我刚才已经警告过黛曼女士,这是她由于粗心犯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只是从孩子的身上取一点点血,并没有打算把他们弄死。恰恰相反,我们把他们抚养得非常好,他们在我这里甚至比在他们家还更好呢!这些孩子部属于下等种族,要不然早晚也得被烧死,或者被活埋。起码可以说,我们把他们利用得更合理些……”

    尽管他这样说,但他也还是被这件意外的风波弄得很懊丧,便马上把我们领出了实验室,企图让我们再把注意力集中到仙人掌新的变种上去。

    大概,我有生以来心情还从没有那么坏过呢……

    于是,我又想起了人们说的关于格列涅尔教授的人道主义,也想起了临死前还赞颂他挽救孩子的那些母亲们……

    想必是我没能很好地掩饰住我那过分激动的心情。

    波里曼宽厚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臂:“作为一个军官来说,您可太有点儿多情善感了。”他用教训人的口吻责备我说,“有些民族只适于作肥料。岂不知英国人对待印度人也不见得更好……”

    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别的东西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印象。

    可是我觉得,仿佛露台上的这些仙人掌都有一层玫瑰色……

    格列涅尔把我们从露台上领进了客厅,给我们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作品,然后,吃了午饭,饭后就到花园去了。但是,我却一直忘不掉那个孩子……

    我们走过了那两座厢房,这两座厢房离格列涅尔那栋楼房不远。这两座厢房很干净,周围都种满了花草。孩子们正在房前玩耍,收拾得也都挺干净,玩得很高兴。一个穿着白长衫的女人在照看他们。

    “你们看,他们有多么高兴啊。”格列涅尔向孩子那边点着头,说道。“我使他们得到了最理想的照料。”

    不错,我已经亲眼看见了这种最理想的照料!

    这些给别人鲜血的小孩子有的在玩耍,有的在散步,由于年龄小,他们对自己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还没有感到悲哀。

    “您这个幼儿园里抚养的孩子很多吗?”我问道。

    “大概有三十个左右。”格列涅尔回答说,“听到四处有小孩子叫嚷的声音,我就觉得很愉快。这些孩子是那么可爱……”他那两只晦暗的眼睛脉脉含情地瞧着扬柯夫斯卡亚说:“我们所以能欣赏到这些美妙的小人儿,那完全应该归功于扬柯夫斯卡亚女士,因为最好看的都是她弄来的……”

    给扬柯夫斯卡亚的鉴定只缺这一点了!

    我同扬柯夫斯卡亚回里加时就远不象早晨来时那样愉快了。我一声不吭,她也不愿意讲话。

    只是快到家的时候,她才辩解似地问我:“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没有生气吗?”过了几分钟以后她又补充说:“我毫无其他办法。”

    在进城的时候我们两人换了位置,我把她送到了旅馆,就急忙回家了。

    热列兹诺夫已经睡了,但我把他叫醒了。

    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讲了这一次外出,这个奇怪的别墅,格列涅尔和波里曼,仙人掌和孩子……

    热列兹诺夫握紧了拳头……

    “你可知道,当斯大林说法西斯匪徒是吃人生番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对我说,‘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事实就是如此……”

    他经常总是十分安详、沉着,如今他却在房间里急躁地走来走去,后来,他站在我的面前,坚定地说:

    “不,这件事既不能忘掉,也不能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