匍匐前进(1967-1976年) 4 外出购书

    仅仅在石楼车辆段这个基层单位劳动了两年多,我就被抽调回城里。随后七年多时间,我一直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使我得到很大锻炼,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丰富多了,也深刻多了。

    1972年3月,先被铁路分局宣传部借调到一个写作班子里,名目是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具体任务是参加撰写分局先进典型“毛泽东号”机车组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完成后,5月底返回单位。

    同年八月份,又接到通知,让我去分局宣传队报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石楼段工作,从此告别基层,成为分局直属文艺宣传站(后改为俱乐部)的职工。我在文艺组任干事,平日负责创作组的工作,与几位同仁搜集材料编写节目,到了大队人马集中时,便组织安排宣传队员们排练,然后带队参加“五一”、“十一”的游园演出,再下沿线去慰问职工和家属。

    宣传站的工作很忙,且流动性强,经常外出,这为我买书提供了方便。出于工作需要,每年发给我们每人一张通勤车票,在分局管线内可任意乘坐,如果去更远地方,只要去分局开张往返车票就行了。

    从1973年开始,我每年都能带宣传队去张家口、承德地区演出,或者去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参加铁路系统文艺会演,为了创作或学习外单位工作经验(称作取经),还去过沈阳、唐山、济南和南京。公务之余,我都会抽时间去当地新华书店转转,购买在北京见不到的连环画。因此我对这些城市里书店的位置,都比较清楚。

    以上说的都是乘工作之便顺带买书。我还专门外出买书,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天津。

    “文革”中后期,有那么几年时间,我每年逢三隔五,都要往天津跑,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买书,原因也很简单,乘车免费,而且去天津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由于跑天津的次数多了,已经形成大体相同的模式,不妨介绍一番。

    临出发之前,头天晚上准备好一军用水壶白开水,再买上两个火烧夹油饼,用包面包的蜡纸包好,放在背包里。动身那天,早晨六点起床,骑车到北京站,赶乘七点多的车,九点多就到达天津。下了车先奔候车大厅,因为大厅一角有座书亭,那里常出售天津出的连环画,让我意外地得到惊喜。然后步行过海河桥,不远处有家书店,有时也能见到新书。沿路跋涉,逐渐来到繁华商业地带。这里每走一两站地便能见到一家书店。我怀着期待的心情进到店里,一头扎到连环画柜台前,仔细巡视,搜寻眼生的新面孔,只要见到我缺的书,当即买下。商业区的书店均较大,书也品种多,我逗留的时间相对也长。

    到了十一点钟,已转完四、五家书店,腿脚有些累,肚子也空了,于是走到海河边,找个地方坐下,掏出干粮果腹,再喝下半壶水。小憩片刻,又迈开双腿朝东北角奔去。那里有一家大新华书店,外地版连环画较多,我的一些缺本,就是在那里买到的。时间如果还早,再去北站附近的书店,如果不早,就算了。

    下午三点多,搭乘无轨电车,花七分钱回到东站。我去售票处要个坐号,然后在候车大厅等车,乘机将当天的收获浏览一遍。上了四点多的列车,挑选出刚买的书打发时间,七点左右就回到家里了。一天的战斗圆满结束。

    那时我年仅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跑天津不但充满乐趣,而且有收获,心情格外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