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一股又一股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地刮着，把草原上的积雪、水分、湿
气吹得干干净净。
1970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哨兵把我带进了一间屋子。这不是赵干事宿舍，
一走进屋，就模模糊糊看见炕正中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体格魁伟，50来岁，他很
随便地靠在行李上，旁若无人地挠着腿上的痒痒，从那架势上看，肯定是个大官儿。
六七个军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其中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可能是记录。
我低着头，乖乖地站在他们面前。
赵干事清了清嗓子说：“林胡，兵团保卫处方处长，亲自来调查处理你的问题。
兵团政治部的陈秘书，七师保卫科雷科长也都参加调查。现在组织就在你的面前，
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但要实事求是。”
我微微抬起头，看见此位处长靠着行李，双腿像蚂蚱一样弯着，身穿新新的军
装。另外还有还有一个胖子，也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
“坐下吧！”方处长很和气地说。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屋中央为我特设的一小木凳上。
“你就是林胡吗？”方处长是河北口音，在一群山西人中，听起来很亲切。
“嗯。”我答应了一声，抬头瞟了他一眼。这方处长确实是方。方脸盘、方鼻
梁、方眼睛、方下巴。很像香山碧云寺里的哼哈二将，但没那么凶。
“这一阶段生活怎么样？吃得饱吗？”
我点点头。“哼，还行。”脑子里闪出了冰凉的小米饭。
他看着我戴着铐子，问：“手腕破了吗？”
我抬起双手，让他看看磨出黑印的手腕。
方处长对赵干事说：“回去带他到医院看看，上点儿药。”
心里热乎乎的，官儿大，就是水平高，
“以后可以把你的铐子给摘了，但要正确对待。你打架那么厉害，怕出问题，
你们团才一直给你戴着。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你负责。可不能有冤气呀。”
太好了！戴着铐子，老有一种要被重判的恐惧感。听说死刑犯就总戴脚镣手铐。
现在，方处长头次与我见面，就指示把铐子摘了，真使我有点儿感激涕零。
方处长又随便和我聊家常，问我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哪儿工作？听说我姐姐曾
在北京军区文工团，非常兴奋。马上问姐姐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文工团的很多人，
曾陪团访问苏联。
这么聊了好半天，山南海北地侃，一点没审问的气氛。
方处长说话不紧不慢，有什么说什么，不故作神秘，平等口气，一点儿没把我
当成犯人。最后看我不那么紧张了，就说：“林胡，你谈谈吧，最近都有什么活思
想？”
自从日日夜夜戴了两个多月铐子以来，方处长是头一个对我这么客气的军人。
心里憋着的委屈，轰地爆炸，一股高压气顶着嗓子眼儿，噎得我说不出话。用
变了调的声音说：“我不是……反革命。”声音又小又走形，一口一口地大喘。
方处长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病？过去有这毛病吗？”
我摇摇头。那股气呛得我连唾沫都咽不了。
“给他倒杯水。先喝点水再说。”
赵干事给我倒了一缸子白开水。
可能是太紧张，我的喉咙一时痉挛，几乎说不了话。喝点水后，就好多了。
“林胡，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我不……是……反革命。”
“我们也没说你是反革命呀，组织上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对革命，对你本人
都有好处嘛！”
我低着头，不说话，那股高压气还噎在嗓子眼儿。
“林胡，再喝点水，别紧张。”方处长对我的态度，几乎比父亲对我的态度都
好。
两个多月来，赵干事每次审问都吹胡子瞪眼，今天方处长对我这样亲切，这样
关心，一个劲地让我喝水……使我深受感动。
甚至都不愿意抬起头正视他一眼，害怕自己凶狠的目光刺痛了他——老用眼睛
照人，把眼睛照得特野。
“林胡啊，现在好受一点了吗？不要怕，先给我们讲讲你的主要经历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干的一件又一件事。去越南，
闯西藏，偷刀剑，搞手枪，蹲局子……由于紧张，胸口发闷，说话结结巴巴，还不
时大声叹气，深呼吸。
方处长很感兴趣地听着，跟听故事一样。
两个军人埋头飞速记录。
从晚上7点， 一直说到10点半。临走时，方处长让赵干事把我的手铐给摘了。
他温和地问：“回去好好洗个脸，有毛巾肥皂吗？”
“没有。”
他指示赵干事：“这些东西让哨兵帮助给买一下。”
蹲了两个多月，我只洗过几次脸。一天到晚在小牢房里呆着，洗不洗脸无所谓。
回到牢房，我咕咚咚喝了许多凉水。然后双手舞起来，跟螺旋桨一样地转，直
到转累了为止，不戴铐子是舒服。
两个多月来，解大便是多么别扭。即使任长发愿意帮忙擦，我也不自在。双手
锁在一起，不能脱衣服睡觉，也极别扭，好像穿着湿透了的衣服，粘在身上，大大
影响睡觉质量。下巴把棉祆上磨出两块油污发亮的地方，让我联想到车站里的乞丐。
特别是总戴着铐子，使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草原小居民点有了解闷对象。团部大
人小孩总好奇地前来观看这个能把人双手联在一起的铁圈圈。从他们那恐惧夹杂着
怜悯的眼神中可以感到，我似乎活不了几天了，就等着挨枪子。这给我的思想压力
极大，心情异常的沉重。
今天，那玩艺儿终于摘掉了，方处长真好！
第二天没找我，第三天也没找。我们趴在窗上观察，几天来从没见方处长上厕
所（他去厕所的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据此，我判断他可能下连了。
一周之后，方处长又开始找我，不出所料，他果然到七连调查了好几天。
“林胡哇，要相信组织，把事情真相全给领导讲清楚，这样将来我们才好处理。
实话说，根据外调材料，你父母也没什么大问题。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同志，
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给你打成反革命，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
处嘛。”
我的毛病是谁对我好一点，就感动得要命，谁对我坏一点也恨得要命。方处长
这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老沈、赵干事根本不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
而方处长却还称我为同志，冲这个就得好好坦白，不能驳了方处长面子。
凭直觉，方处长对我不错，据任长发讲，方处长审他时，很严厉，还在他面前
表扬我态度好。
很想交待一点什么，报答方处长。
“林胡呀，七连的群众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这个人太好打架了。如果这次不
抓起来，你可能还要犯大错误。”
当我对他详细讲述沈指导员报复我们整党给他提意见时，方处长默默听着，一
句活没说。换了赵干事，又要骂我不老实了。
方处长没有通常保卫干部的职业病，他不吓唬人，不吼，不挖苦你。我如果说
的在理，他也点头表示同意，不像赵干事，无论我说什么，都斥之为不老实。
每次审我时，方处长还总让人给我倒杯水喝。事虽小，却能感到一股温暖。
虽然一再警告自己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为表现态度好而什么都认，虽然自己所
说的事实基本上都是真的，但色彩的浓淡，程度的深浅，都明显的向方处长喜欢的
方向靠拢。
总觉得方处长那么诚恳，那么和气，再不交待一点，心里过意不去。回答问题
时，尽量让方处长的判断得到证实，交待事情经过时，尽量让方处长满意。
当然，残酷的现实一方面逼得我向方处长摇尾巴，一方面也逼得我玩避重就轻
的诡计。表面上老老实实，低头躬腰，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又粗又哑。眼睛望着方
处长时，那么赤诚。可内心深处却没忘记了盘算哪些说，哪些不说。上山偷水果、
使假月票、偷招待所的床单等等，交待点没事，但议论江青的那些话就太危险了，
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尽可能回避，但也不能一点不说。有时要硬着头皮交待一点，
以牺牲局部，保存整体，捞个好态度。
恨自己不爱哭，流几滴眼泪多好，能感动方处长。可我无论怎么想伤心事，也
挤不出一滴眼泪。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是指有一定规模，几个不
叫“批”。军令如山倒，在押犯如态度不好，随时都可以被当典型给镇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才变得俯首贴耳，又老实，又耍着鬼心眼。
“关于江青的话，你还说过什么？”
“没什么了。”我痛苦地咧歪了嘴。一提起她，就像往脖子上缠了一条毒蛇，
又腻味又害怕。
“对组织可要忠诚老实啊。你这孩子本质还不坏，要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
不要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
“有的我都说了，确实没有了。”我尽量想法从第一夫人身边溜过去。就像贼，
尽量离他偷东西的地方远一点。
“不对吧。你再想想还说过江青什么？你过去的那些朋友揭发了你很多很多。
看，这都是揭发材料。”方处长指着桌上厚厚的一打卷宗。
赵干事的金鱼眼转转：“哼，就连你去三连偷了两个铁轮子，从人家鸡窝里偷
了一个鸡蛋，我们都掌握！”
“这可不是诈你。你的所做所为我们都知道，希望你自己主动讲出来。”
方处长拿起一打材料走到我面前，捂住上半拉：“你看看，这是雷厦写的揭发
材料，这是他亲笔签名，我们没诈你吧？”
我看见白纸上写着：“揭发人雷厦1970.5.18”旁边按着一个血红色的手印。
方处长又递给我一本， 接着又一本……一共6大本。每本最后一页都写着“揭
发人雷厦”，并按着大红手印。
这小子真揭发啊！6大本揭发材料，白纸封面，跟《青春之歌》那么厚。
鼻子好像中了一拳。努力睁大眼不让泪珠掉下来，可还是有两颗滚到脸上。
方处长教训道：“你哭什么？唉，中毒太深了，哥儿们义气蒙住了你的眼睛，
分不清好坏人。”语气中不无同情。
赵干事连连点头，对方处长说：“是啊，他在日记里骂他父亲是个老狐狸。”
“雷厦有什么好的？你怎么就被他迷住了？一个军统特务的小孩，哥儿们义气
害死了你，还不知道！”
默默地流着泪，尽管早就预感到雷厦要揭发我，还是被这6大本给震动了。
自被抓起来后，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保卫干事的面流泪。
方处长掏出高级糖块，给了在座的军人每人一块，他们边吃糖，边舒舒服服地
观察着我。那玻璃纸哗哗地响……
1967年八·二一武斗后，雷厦被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法在学校呆，想
和我一起去西藏去。 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搞点刀， 他说他一直想弄支手枪。我问他
“为什么搞枪？”
他严肃地说：“国家有难，挺身而出。”
在成都，为考验他的忠诚，想抽他耳光，他欣然同意。我扭腰后倾，倾全身之
力，狠狠打了一个，他毫不躲闪……粉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五个手指印。
我问：“还让我打吗？”
“你打多少，我挨多少，”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为洗雪一二·七武斗的耻辱，雷厦和我流亡师院，天天练拳。自愿让我拿他当
靶子练，义务挨打而分文不要。听说美国拳王阿里找人练拳，一小时得给上百美元。
海淀分局是对我们友谊的最残酷考验。但都经住了，在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
我们还建立了联系。铁门、厚墙、电网、严厉的看守……也没有隔断我们。
来草原后的第一仗，我被老姬头打躺下，是他最先扑上去，揪住老姬头；王连
富手持斧头，和我扭打时，是他抢下了斧头；第二天，王连富拿着大剪刀，欲置我
于死地，又是他把大剪刀夺过来。这样凶猛的打架，一般人都躲得远远，也只有他
敢上手。
我和雷厦不是一般的交情。
1968年初，雷厦不敢回学校，亡命街头。我俩住在北师院的一间寒冷屋子，夜
里冻得睡一个被窝。春节到了，我回到家中，见一桌子好吃的，想起朋友还在师院
那间小屋啃馒头，就大白菜。吃饭时，扑簌簌地流起泪。母亲看见大惊失色，说我
感情不正常，和雷厦搞同性恋，还教育了我半天。
确实，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身边有他，多么有魅力的女人都能抵挡。
1968年4月16日， 因搞枪雷厦被抓后，我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自己走到海
淀分局看守所，要求进去看望雷厦，结果被抓，警察称我是：“送货上门”。
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
我为自己有一个可靠后背而欣慰。每次锻完练后，他帮我打饭，帮我按摩肌肉，
帮我到卫生室要药……我则想法把八·二一武斗的事实真相告诉众人，澄清所谓雷
厦打砸抢的谣言，尽量消除同学们对他的误会。
雷厦说我身上有拿破仑的气质，阴沉、孤癖、多疑、易怒……我觉得他身上有
瓦西里般的忠诚，武松般的不色，小英古斯独战群狗般的勇敢。
来草原后，我们经过一段断交后，重又恢复联系，彼此消除了轻押，变得更加
尊重，相敬如宾。
我们的结合就像柴油机和火炮一样，互相依存，构成一个有威力的钢铁战车。
它已冲过许许多多炮火纷飞的战场。如果经过这次恶战，它还能幸存，那真值得写
本书了。即使由于压抑，有点同性恋色彩，也丝毫无损于它光荣的坚硬。
可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这回怎么了？真变成狗屎了吗？
揭发材料上的红手印渐渐变成了一摊血。这就是鼓励我永远不要当叛徒的人留
给我的遗物。
“同生共死”的誓言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我一面回忆着过去，一面流泪。
我们是在断绝了一段来往后，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有了和好愿望，像初恋般恢复了关
系，并日益密切，变得更铁的情况下，突然又反目为仇。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呀？除了只能对一个人三忠于外，其余的忠实都统统取缔。
一切骨肉、朋友之间的情义，都不允许深厚到超出对红太阳的感情。成天鼓励反戈
一击，到处都是叛卖，连夫妻、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之间都充满着揭发告密。
唉呀！唉呀！唉呀！
在场的军人们静静地嚼着糖块，玻璃纸噼哩啪啦响着。他们看着我脸上大颗大
颗的泪珠，很是困惑。
我尝到了被颈刎之交抛弃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