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五十年代:《雷锋日记》、红色叙事和连环画

　　在陈平原的回忆中，自己的童年有山，有水，有花，有鸟，还有好多有趣的小书。虽然出生在城里，但由于父亲工作的汕头农校设在大山脚下，所以，当年的生活以及今天的谈话，都很容易地就“开门见山”了。
　　
　　“这样的一个环境，既是山乡，也是学校；说农村不是农村，说城市也不像城市。”陈平原如是说。“每个人的阅读，都会受制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这点大家都明白。其实，不同区域、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所接受的文化，也都不一样的，他们的阅读各有其特点。想找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那是很难的；只能勉强说，每个人的阅读，都有其底色，而这底色，便是时代的印记。”对于陈平原来说，童年的阅读，很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因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
　　
　　对这一代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课外读物，很可能是《雷锋日记》。当时，陈平原还在读小学三四年级，这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刊行的新书，已经在政府的强力推介下，占领了全国小学生的书包。那个时候的小孩子，都从《雷锋日记》中学得了很多格言，比如“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出于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将雷锋树立为整个时代的英雄，这很好理解；至于“学英雄”最后落实为“记日记”，现在回想起来，陈平原都觉得，“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个时候，全国千百万小学生每天都在写日记，而且都模仿‘雷锋日记’的笔调和语气。我们每周都得上交一次日记本，给老师批改，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言的。老师表扬的，或者说日记写得好的，不是满纸豪言壮语，就是做了什么好事。我没有那么多伟大理想，也编不出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于是只好争取多做好事，好记在日记里。最苦恼的，莫过于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日记无从落笔。”
　　
　　“说句玩笑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为了写日记而生活。”回首往事，陈平原说：“这种强制推行的日记写作，使得本该天真无暇的小孩子，远离‘童话’与‘童心’，过早习得一套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成人话语，经营一些矫揉造作的大话、假话、套话，这是一种很深的精神上的伤害。”
　　
　　于50年代的人，女孩子不敢说，男孩子几乎没有不喜欢看打仗的故事书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一类“红色读物”，是那个时代提供给孩子们的最为重要的课外阅读。陈平原说，这些“善恶分明”而且剧情紧张的“红色叙事”，当年确实得到了众多小孩子的追捧。从个人角度，陈平原更是对这些读物有着特殊的记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谈自己读书生活的文章，公社的中心小学把它刻印出来，发给其他学校去当范文。“我清楚地记得，在文章中，我谈了读《星火燎原》《红旗飘飘》《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还有《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等书的体会。后一本，是长篇小说，在广东出版的，外地孩子大概不读。我们这些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早年的阅读，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这方面，有好也有坏。和后边的人不一样，比如，多少会有一点理想主义———有时候是虚假的；还有，相对压抑个人的情感，个性不太张扬，注重个人和集体的联系等，这都与那个时代的要求以及童年的阅读有关。”
　　
　　“假如谈六十年代的儿童读物，必须为连环画记一大功。做文化史考察，你会发现，那个时代，冒出了一大批制作精良且较少说教色彩的连环画，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儿童强烈的求知欲。”陈平原告诉记者，他读《三国》、《水浒》、《西游》等，都是从连环画开始的。先看连环画，识字多了，再读原著，这样，水到渠成，根本用不着大人督促。“现在的小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接受知识的途径，比我们当年多得多。比如，同是水浒故事，他们不看连环画，看动漫，看电视连续剧。这很不一样。在视觉效果上，动漫远远超过了连环画；可连环画那种‘图文互动’的关系，动漫没有。童年的我，借助连环画，认识了很多字。喜欢那个故事，碰到不认得的字，会去查问，或者努力猜。所以，看连环画，是能培养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陈平原表示，先读连环画，再看原著，这符合小孩子的认知规律。而看过动漫或电视连续剧，再去读原著，当然也可以，可语言的感觉很可能就没了。“正因这种童年时候的阅读感受，使得我今天对图像与文字的关系特别敏感，甚至希望将其作为学术课题来经营。”
　　
　　至于文学及历史方面的课外书，陈平原说他记忆最深的，一是上海出的《唐诗一百首》，还有就是中华书局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历史小丛书”。陈平原说，长大了才晓得，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书，很多是当时有名的专家写的。篇幅短小，语言浅近，但故事动人，意韵优美。陈平原于是感叹：“现在的学者，还有人愿意写这样的书吗？书越写越厚，文笔越来越艰涩，这固然与论题的深入展开有关；但能给孩子们写些可能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启蒙读物’，也是很光荣的事。不知道是不屑，是没时间经营，还是根本就没这个意识？”
　　
　　(陈平原：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