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手稿带你重返“1978”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刊登的8000字短篇小说《伤痕》轰动全国，形成“伤痕文学现象”。这篇小说喊出了广大读者的心里话，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2018年10月10日，小说作者卢新华把《伤痕》最初的手稿、读者来信等相关资料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并在复旦中文系举行座谈，卢新华自述了《伤痕》背后的故事。在此，与读者分享。

《伤痕》手稿 

　　

　　心里的抉择

　　

　　我是在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底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我们这个班级的全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多少年来，同学们习惯用班级信箱“7711”称呼我们这个集体。“77”是指一九七七年考入复旦七七级，“11”则是中文系的代号。

　　

　　班上同学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1945年出生，最小的1960年问世，普遍喜欢舞文弄墨，创作热情尤其高涨。刚入学，大家就自发地建立起很多兴趣小组，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文艺评论组。

年轻时的卢新华 

　　

　　有一天，我从未婚妻家回来，发现我被分在诗歌组。原因是有些同学知道我当兵时曾在山东《曲阜文艺》发表过一些诗歌，所以理所当然地将我分在诗歌组。但他们不知道，其实当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写小说了。

　　

　　在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前，我其实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我在部队时所读到的大部分书籍，都和哲学有关。所以考复旦填志愿的时候，我记得还填了哲学系。但我内心里对文学，尤其诗歌和小说一直也是很喜爱的。我陆陆续续读到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的《羊脂球》，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都德、契诃夫、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文学大家的作品。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写《伤痕》帮助很大。初读到这些文学名著，我面前仿佛打开了另一扇天窗，让我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因此，我心里从那时也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将来要写小说，这些文学作品才是我要师承的榜样。

　　

　　我后来所以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也是觉得相较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的容量更大，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更广阔，而且仅就题材而言，小说还可以包含散文、诗歌、议论等各种文体，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表达作者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而就我写诗的感受，觉得诗歌毕竟是阳春白雪，受众较少。

　　

　　我在部队和工厂出黑板报时也经常写诗，但我发现多数战士和工人对诗歌并不怎么感兴趣，相比较而言，他们还是喜欢看小说。所以，我在入学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兴趣时，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诗歌，而选择了小说。这样，为了应付第一期的墙报，我必须交一篇小说，这也就成了催生《伤痕》的一个重要因素。

　　

　　《伤痕》的诞生

　　

　　那么，究竟写一篇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交差，并表达出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呢？在那刚入学不久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最终还是在一堂作品分析课上找到突破口。

　　

　　那天，是看上去文弱清秀的邓逸群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分析、讲解鲁迅先生的《祝福》。她说到鲁迅先生的好友许寿裳在评《祝福》时曾说过一句话：“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邓老师引述的许寿裳先生的话当时如五雷轰顶，在我脑海里营营作响，许久徘徊不去。下课以后，我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之中，不知不觉就走到校园中央毛泽东塑像巨大背影正对的地方，心里蓦然就蹦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个家庭悲剧，一个男孩子，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便毅然决然和他决裂，并离家出走。等到父子再度相见时，父亲已是医院太平间里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后来考虑到女性的感情更丰富和细腻，才又改成写一对母女。

　　

　　《伤痕》并不是一次写完的。主要是白天有课，靠晚上的一点自习时间也写不了多少。所以，当晚我只写下一页，当时的名字也不叫《伤痕》，而是《心伤》。第二天继续写，也只完成了两页，但篇名改为《伤痕》。主要是觉得“心伤”还有些局限于心头的疮伤，人们的伤痕不仅仅是心上的，身上也不缺。

　　

　　第三天是周六，我回到未婚妻家中，在她家的阁楼上，以一台缝纫机当书桌，从晚上六点左右写到凌晨两点多，一气呵成。当时的感觉好像不是在写，而是在记录，不仅记录一个人，同时也记录一个时代的故事和命运，听主人公时而娓娓道来，时而伤心痛哭，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若在眼前。但她好像又什么也没说，只是反复地不断地嗫嚅着两个字“伤痕，伤痕，伤痕……”

　　

　　及至完篇，已有“泪已尽”之感，擦一擦泪，揉一揉眼，笔一扔，伸展一下双臂，心里就一句话：“可以死了！”

　　

　　带着这样的自信，周一一早到学校，我便赶去中文系办公室，请一位教写作课的女老师帮我看稿，并请她若认为好的话，代我向相关杂志投稿。这位老师人很好，待人也很热情、直爽、真挚，满口答应了。大概过了两天，她便找我去了。一见面便说：“卢新华，你这个小说写得不错，挺感人的。但是，我得直白地告诉你，这样的小说是肯定发不出来的。我曾在《朝霞》杂志社呆过两年多，相信我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至于为什么不能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我还是建议你多读一些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著作，从那里也许能找到答案。”

　　

　　我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按照老师的意见将我所能找到的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著作都找来看了一遍，但也没找到哪一条说不能写。我于是又将《伤痕》给班上几个理论水平较强的同学看，请他们提意见。未料他们的反响也都平平，而且婉转地告诉我，这篇作品从理论上看问题很多。这对我的自信心打击很大。也意识到如果用时下的文艺理论的条条框框去套《伤痕》，《伤痕》的问题确实一大堆。我已不再奢望《伤痕》还能够发表，而是将手稿锁进了抽屉，心想：还是十年以后再说吧。

　　

　　但后来有一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已经在双人床的上铺和衣躺下看书，忽见宿舍的门被人轻轻推开，跟着，小说组组长倪镳同学的头从门缝里探进来，对我扬扬手说：“卢新华，过两天就要出墙报了，你的小说稿还没交呢！”我这时候才想起出墙报的事，忙道：“好的，我就来写！”当即翻身下铺，坐到写字台前，准备另写一篇应付墙报。然而只写了一两行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写过《伤痕》后，再让我去写一篇小说应付墙报，已是万难。转念一想，《伤痕》既然发表不了，出墙报总可以吧！于是打开写字台抽屉，取出用500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仔细誊写的《伤痕》文稿，有些踌躇，但也有些如释负重地交了出去。

　　

　　所以，仔细算下来，倪镳同学应该是《伤痕》公开发表过程中，我的第一任责任编辑。他后来也到美国留学。有一次，我们在上海见到，他告诉我他当时拿到这篇小说，也曾给同寝室的几位同学看过，有些不同的意见。但大家又都认为，出墙报的初衷就是同学们各自拿出自己的作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有不同意见正好可以拿出来一起讨论。当然，倪镳同学自己是首肯《伤痕》的，作为小说组的组长，同时又是墙报主编，他决定将《伤痕》放在墙报左上角的头条位置。

　　

　　不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我一早就被门外的脚步声吵醒了，很不情愿地起了床，拿了盥洗用具去盥洗间洗漱，一出门却看到门外走廊上挤满了人。原来是班级墙报贴出来了，许多人正在围观。我也没在意，顾自走向盥洗间。等我洗漱完毕回寝室时，才注意到有不少女生在那里哭鼻子抹眼泪，还有的在往笔记本上抄写着什么。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过去，新出的班级墙报的左上角，“伤痕”二字很醒目的映入我的眼帘。当时我的心情别提多激动了，因为正是在这个狭窄的宿舍走廊上，在这片还散发着没有干透的浆糊气息的墙报跟前，我遇到了我作品的第一批知音。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4号宿舍楼的三楼、四楼居住的大都是本系和外系的女生，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正规地学习过什么文艺理论，只是听凭自己的直觉、感情和生活经验来阅读和理解《伤痕》，所以，她们的眼泪也就显得特别的珍贵。没有她们饱蘸着爱和恨的真诚的泪水，《伤痕》就不会在复旦校园造成轰动，也就不会为《文汇报》所知悉，并引起他们特别的重视和关注。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众缘成就的伤痕》，那里面曾提到过成就《伤痕》诸多因缘，而当年居住在4号楼3楼的同学，包括4楼的外系女生们，正是这诸多因缘中特别重要的一环。

　　

　　伯乐的赏识

　　

　　当时《文汇报》负责和我联系的编辑，是文艺部部委钟锡知先生。他为《伤痕》的发表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当然，我后来到文汇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才知道《伤痕》决定发表还是文汇报文艺部同仁集体讨论的结果，当时的部委史中兴先生，笔会栏目的主编徐开垒先生等都曾为《伤痕》发表出谋划策，尽心尽力。而报社总编辑马达先生的首肯和赞赏以及最终签发更是无人可以替代。但对于当时还在读大一的我而言，在《伤痕》发表前与文汇报的几番沟通与联系中，我是只知有钟锡知，而不知有他人的。

　　

　　钟锡知先生面容清癯，双眼明亮，浑身散发着一股精干而敏锐的气息。他喜欢微仰着头讲话，即便是微笑时，两眼也总直视着你。他是文汇报的高级记者，我和他因《伤痕》而结下的缘分，与孙小琪老师有关。孙小琪原先在安徽插队，她们那里有个铁姑娘队，队员有孙小琪、俞自由等。钟锡知曾采访过她们，并写过她们的长篇通讯报道，此后他们之间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后，孙小琪遇到回沪探亲的俞自由（其时她已经是安徽天长县县长），便将复旦校园有关《伤痕》的信息讲给俞自由听。俞自由听到后，第一时间将此信息传达到钟锡知那里。钟锡知先生有着媒体人特有的新闻敏感，马上电话找到已在复旦留校任教的孙小琪，托她找我要小说稿。孙小琪当时还不认识我，又托系里的张德明老师来找我，说是《文汇报》听说复旦有这么一篇文章，想找过去看看。语意模糊，也没说一定发表。我于是将《伤痕》重新抄写一遍交给他。

　　

　　发表的过程其实很周折。钟锡知告诉过我，《文汇报》拿到我的《伤痕》原稿后，马上打成小样，分别寄给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广泛征求对这篇作品的意见。就我所知，我们复旦的陆士清等老师，以及作家吴强、钟望阳等都收到过小样。反馈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很肯定和积极支持的。

　　

　　钟锡知先生也告诉过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北京参加理论务虚会，与上海文联党组书记钟望阳先生同乘一个软卧包厢，旅途中他们用了很多的时间谈论《伤痕》。后来，钟望阳又一次对钟锡知说：“小钟啊，我看你们报纸版面有限，一下子登不完《伤痕》，还是让给我登在《上海文学》复刊第一期好不好？”钟锡知当然没有答应，但钟望阳先生的意见肯定也对《文汇报》后来决定发表《伤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说《伤痕》是“众缘成就”的，没有复旦校园里同学们读墙报《伤痕》所流下的真诚的热泪，没有孙小琪的牵线，没有钟锡知先生敏锐的目光，没有上海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众多知名人士的支持，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的政治环境，是不会成就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伤痕》的。

　　

　　《伤痕》是我入学后于4月上旬写成的，而我们进校报到的日子是1978年2月28号。粗看上去，《伤痕》的写作似乎和复旦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我心里清楚，没有邓老师及其他老师的课，我根本不会想到去写《伤痕》，更不知道如何去写好《伤痕》。我很感恩教我们文学概论课的吴中杰老师，他也许至今还不一定清楚，我所以会写《伤痕》，还是受到他在课堂上讲典型和典型概括的理论的启发。何为典型？那必须是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结合。我在写王晓华时，心中既有千千万万个具有着相同特质的王晓华，但她的经历，她的行事方式又注定她毕竟还是“这一个”。

　　

　　后来也有人问我王晓华的名字是怎么起的？我告诉他们：“王”是我母亲的姓，“华”是我和我夫人（当时的未婚妻）的名字里共有的字。“晓”则寄寓了天将破晓，黎明已然来临的意涵。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名字是那个时代的语境里最普遍，最让人耳熟能详、过目不忘的符号。

　　

　　《文汇报》4月下旬从我这儿要走稿子后，也曾有同学对我说，报纸可能登不出这么长篇幅的小说。那时，《文汇报》上刊登小说，一般三四千字已经到顶了，一两千，两三千字是最常见的，我这篇却有八千多字。同学们于是建议我投稿到《人民文学》。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又誊抄了一份。这时，又有同学主动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内容叙述《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情况，还找来一些人签名，作为见证人，附在推荐信后面。

　　

　　但只过了两个月左右，我便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纸退稿信。信中只有抬头的“卢新华”三个字是笔写的，其它都是铅印的。内文是这样的：“卢新华同志，你的来稿经研究决定不予刊用了，现退还给你，欢迎继续来稿。”

　　

　　我在失望之余耐心等到7月份暑假前夕，才终于得到《文汇报》的通知，他们希望我暑假里不要离开校园，因为这期间《伤痕》可能要发表，要找我看小样，谈修改意见。

　　

　　具体的修改意见记得有16条。是钟锡知先生亲自约我到当时的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大楼6楼文艺部面谈的。印象最深的有三条：

　　

　　其一，原文中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似有影射之嫌。于是另补充两句“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灯火时隐时现。这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了”；

　　

　　其二，春节期间，“邻居的大伯大娘”来看望王晓华，似乎没有阶级界限，后改成“邻居的贫下中农”；

　　

　　其三，整个作品很压抑，结尾要有一些亮色，于是我便让怀着一腔激愤之情站在外滩水泥墙边的王晓华转身拉了苏小林一把，“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

　　

　　热烈的回响

　　

　　《伤痕》发表后，同班同学刘开平曾骑着自行车和我一起出去买当天的《文汇报》，我们走了七八个售报点，都已经卖光，最后还是在五角场一个比较偏僻的邮局才买到几份。后来，文汇报将1978年8月11日刊载有小说《伤痕》的报纸加印到180万份，但还是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当年《伤痕》刊发的报纸版面

　　

　　与此同时，因为报纸上在作者名字之前加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字样，于是读者来信便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向我所在的7711信箱飞来。同班同学著名作家李辉当时负责信箱邮件收发，他每天都要抱着一大捧读者来信来交给我。

当年全国读者的来信蜂拥而至

　　

　　这样，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差不多收到了近3000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包括寄到《文汇报》再转过来的），以至于我有时不得不在课堂上见缝插针地悄悄阅读和处理那些来信。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封来自西安的读者来信曾这样写道：“我和你小说的主人公王晓华同名同姓同岁，同年下乡，同样的家庭遭遇。我不知道远在东海之滨的你，如何这么详细地了解到远在西北古城的我的这一切的。”

读者来信

　　《伤痕》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并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曾有媒体报道说，当年全中国读者读《伤痕》的眼泪，可以流成一条河。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我想流成一条小溪还是可能的。今天的我，虽然已经无法从这所有人的眼泪中去分辨出哪些是我复旦的同学们最早流下的眼泪，哪些是后来的人们所注入的泪水，但我知道所有那些眼泪都是苦涩和真诚的，闪烁着未被泯灭的人性和良知的光辉。

　　

　　我也曾经回家告诉我母亲，说我写了一篇小说发表了，很受欢迎，母亲不识字，就让我讲给她听。我于是把故事简要地和她说了一遍，她竟然也哭得稀里哗啦的。

　　

　　1979年初，我作为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会议结束后有一天，我抽空去宣武区看望一个表哥和表嫂。表哥不在家，表嫂正背着门搓洗衣服。我叫了她一声，她回过头见是我，忙摆摆手叫我别吱声。我觉得很奇怪，以为表嫂太不通人情世故。后来才注意到她正在收听广播剧《伤痕》，并且听得入了迷，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洗衣盆里。我告诉她，那是我写的，她怎么也不相信，说：“你家哪来的这些事？”

江苏版连环画《伤痕》
　　

　　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陈荒煤等，著名作家吴强等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给予支持。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中，《伤痕》也高票获奖。《伤痕》曾被改编成话剧、广播剧以及各种地方戏剧等在各地上演，它还被美术界李斌等三位画家改编成笔墨连环画在《连环画报》上发表并获得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以上为节选，完整原文载于《上海纪实》）（本文原载于2018年10月19日《抚州日报》）